布萊爾認為這是一種在選舉決定政府的民主規範之外的自由民主精神。社會化媒體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民主自由精神的進程，它本身也是一個革命性的現象。這種自由民主精神在加速危機的過程中運動得非常快。它並不一直都是持續的或者理性的。抗議並不是一個政策或一個政府項目的告示牌。但是如果政府沒有一個明確地說法去反駁抗議，那麼政府就有麻煩了。
在埃及，政府的問題是由人民對於意識形態的怨恨和對穆斯林兄弟會的不寬容復合而成的。埃及人民覺得穆斯林兄弟會正在逐步把它自己的教義強加到日常生活之中。在整個中東地區，第一次，有一個關於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公開討論，這是一個積極的進步。儘管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優秀的組織，但在本地區內，可能絕大多數人仍然贊成擁有一個本質上世俗化的政府。
布萊爾認為，社會可以被深入地灌入宗教準則，但是人們開始意識到，民主只有在信仰能夠得到尊重、宗教能夠發聲的地方才能成為一個多元的概念。埃及擁有巨大的、多元的文明，有約800萬基督徒和一群需要與世界聯繫的年輕人。作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埃及追求成為區域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這是沒有前途的。
布萊爾表示，現在，埃及軍隊面臨著脆弱而又艱巨的任務——使埃及回到選舉和快速恢復到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來。國際社會必須希望他們在不要流血的情況下來達成這個目標。然而，與此同時，要有人能夠來處理和管控事務。這意味著埃及要做出一些艱巨的、甚至不受歡迎的決定。而這並不簡單。
布萊爾認為“我們應該與埃及的實際掌權者建立聯繫，並且幫助新政府做一些必要的改變，特別是在經濟上，這樣他們才能夠為民眾謀福利。這樣以來，我們能夠幫助塑造一個由埃及人民所制定的、為埃及人民所用的選舉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