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般是虛增人數套現，比如說20人參加報40人。我跟GSK合作的項目裡，虛開的大概有20%，其中與梁宏合作的項目虛開達到50%”，翁劍雍說。他們這一行裡還有虛構項目的，根本不存在的會議也開發票去報賬。
會議究竟開了沒有、到底有多少人參加，公司財務部門並無確切核證的手段或相應步驟。也就是說，只要發票合乎規範，到財務部門報銷很容易矇混過關。多報銷出來的錢，既有回流給藥企高管的，也有旅行社的。
翁劍雍還交代：“我在GSK分到的蛋糕肯定不是最大的一塊。”對此，記者瞭解到，GSK中國最大的一個冷鏈項目，單筆賄金就提了200萬元，也是靠虛開虛報做出來的。GSK中國一次年會的費用“就超過了1個億(元人民幣)”。
辦案民警告訴記者，一方面，除臨江旅行社之外，GSK中國還與多家旅行社保持“合作”;另一方面，除GSK中國之外，臨江旅行社還幫助多家藥企完成非法套現。
記者還瞭解到，因為有利可圖，臨江等旅行社為了承接GSK中國更多的業務，可謂使盡渾身解數，不僅有送現金、為旅遊埋單等手段，個別旅行社還使出了性賄賂，向某高管長期提供“美人”以維繫關係。
推高藥價，“黑金”占比近三成
公安部通報顯示，近年來，GSK中國為達到打開藥品銷售渠道、提高藥品售價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採取直接行賄或贊助項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門個別官員、醫藥行業協會和基金會、醫院、醫生等大肆行賄。
事實上，GSK在其他國家也是“劣跡斑斑”：曾在美國、新西蘭、意大利因商業賄賂等違法行為被處以重罰;2012年7月，GSK公司同意向美國司法部支付30億美元罰金，用於為有關不當營銷抗抑鬱藥物以及未能提供有關糖尿病藥物文迪雅安全數據等相關指控達成和解。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藥企的利益鏈實際上就是銷售鏈加上賄賂鏈，就國內而言，行賄的藥企肯定不止GSK一家。只不過與本土藥企用現金開路不同，治理結構相對完善的外資藥企往往借助更加隱蔽的手段來進行。
上述業內人士還表示，藥企的銷售網絡自上而下，上層可能還會“包裝”一下，越往下問題越多、管理越亂，醫藥代表直接賄賂醫生和行政部門個人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梁宏承認，他負責“打交道”的一般是主管部門的領導或專家;同時，他還“管理”著全國各地近3000名醫藥代表，直接面向醫院和醫生。每年他有權審批的預算達到數億元。
“一種藥品要上市，必須與各個部門打交道，註冊涉及藥監，價格涉及發改委，進醫保涉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進地方涉及地方招標辦，進醫院涉及醫院院長、科室主任、醫生等……如果涉及藥品的環節少了，腐敗也就少了。但從根本上講，醫藥不分、以藥養醫才是最大的問題。”梁宏說。
梁宏還介紹，GSK在華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藥品銷售，這意味著巨額的“黑金”都將被轉嫁到藥價中，最終由患者埋單。成本僅30元的藥，最終賣到患者手裡能達到300元，秘密很大程度就在於此。
“在藥價的構成中，這個比例大約佔到多少?”記者問梁宏。
“我估算，這個運營費用在藥價中占的比重有20%—30%”，梁宏說。這十幾天來，他一直在反思，這種成本的比例確實太高了，“如果能少開點會，就能降低一些成本，減輕廣大患者的負擔……”
說到此處，梁宏陷入了沉默。
目前，案件尚在進一步偵辦中。公安部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GSK一案僅暴露了整個行業的冰山一角。嚴肅查辦此案，既是為震懾商業賄賂犯罪，警示那些依照所謂“行規”行事的人懸崖勒馬，也是為了研究此類犯罪特點，以便國家相關部門形成合力，規範醫藥行業發展，使藥價虛高的現狀有所改善，讓藥企將更多的資金投向創新和研發，讓更多的老百姓切實受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