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就思考過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現在他又直面天津資本家，重申了這種可能性。實踐證明，這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有利於人民的一項無產階級政策。
劉少奇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叩擊著每位工商業者的心，解除了他們對共產黨和黨的方針政策的誤解和疑慮，安定了他們的情緒，使他們對共產黨的政策有了進一步了解。
劉少奇在天津期間，還於夜間造訪周叔弢，坐在周府書房裡品茗，跟周叔弢推心置腹地交談，恭敬討教民族資本企業的管理與經營問題。周叔弢也感動地當著劉少奇的面，發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就提出的“勞動神聖”、“雙手萬能”的意見，誠摯地表示了對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的擁護。新中國開國盛典，周叔弢被選為工商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著又以花甲之身當上了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長，直到“文革”後還以90歲高齡擔任天津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早在1949年8月底，他就向華北人民政府捐獻其珍藏的圖書、文物；晚年，他又把他所收藏的珍貴文物、古書捐獻給歷史博物館。
四
5月6日，劉少奇出席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並在會上作了《關於城市管理和職工問題》的報告。劉少奇在其報告中首先講到：“城市的特點是集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最好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會，不是資產階級的議會，不是蘇聯的蘇維埃，也不是過去的參議會，是人民管理政權。”
劉少奇反覆闡明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他強調指出，城市工作的總路線，應該是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跟我們合作的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以便和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鬥爭，一步步戰勝敵人。同時開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發展城市的生產事業；為了發展生產，對某些資本家及反動分子的破壞，必須鎮壓。但在必要與可能範圍內，協助私人資本主義解決其復工與生產上的困難也是需要的。
劉少奇特別強調，民族資產階級“不是現在我們革命的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不是革命對象，而是統一戰線對象”，“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允許其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有進步意義的。在中國，他們在生產上是進步的。他們的這種剝削對發展生產是有功勞的，是有進步性的”，“立即消滅資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的路線。是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傾向，是錯誤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劉少奇指出，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只聯合不鬥爭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只鬥爭不聯合犯了“左”傾錯誤，今天的重點是放在聯合上，鬥爭是為了聯合。
5月7日，劉少奇結束天津調查，又風塵僕僕趕赴塘沽、唐山。
劉少奇基於20多天的天津調查，對中共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初期，如何進行城市民主建設提出了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的完整設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關鍵在理順“四面八方的關係”，即城鄉關係、勞資關係、內外關係、公私關係。這對於中共在全國執政初期，政權建設、民主管理、革命黨向執政黨升華是有重要意義的。
事實證明，劉少奇天津之行是成功的。他在天津的一系列講話，大膽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聯繫於當時天津的實際，將黨的革命原則的堅定性與領導方法的靈活性創造性地相結合，有的放矢地解決了當時的一系列緊迫問題。這些體現毛澤東思想的講話，經毛澤東批准，及時地在黨內外廣泛傳達，對推動黨的城市工作，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在天津，果真是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天津的工商業得以迅速恢復，主要工業生產行業，在六七月以後即恢復到解放前的水平。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開業的私營工商業只有293戶，到同年9月，就發展到3800戶，增加了近12倍。
（文章來源：人民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