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我們這個班當做一個符號來解讀。”何家弘告訴記者，從成立開始，外界給這個班“賦予了很多意義”。它不僅被冠以“反貪碩士班”的響亮稱號，甚至還被視為“國家反腐的信號”。被追訪最多的時候，他曾經被迫關機，結果又開始有人傳他“人間蒸發”。迫不得已，他只好寫了篇叫做《關於“聯合培養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的自白》的文章發到網上。
一位接受採訪的“反貪碩士班”畢業生記得，何家弘曾經和他們開過一個意味深長的玩笑：“我們這個班就是沾了貪污腐敗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麼關注反腐敗問題，這個教學改革也就是個校園新聞。”
“它本質上只是一個新的專業方向，我們從來就沒指望靠這個班去完成中國反腐。”何家弘告訴記者，其實就連被外界解讀最多的“與最高檢合作辦學”，也不過是一場巧合。
2006年，中國有3名法學家進入最高檢掛職，何家弘被任命為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正是在掛職期間，他認識了時任瀆職侵權廳廳長、現任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陳連福。2010年，正是陳連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檢政治部的領導，合作辦學方案才最終敲定。“與最高檢合作辦學本意就是教學改革，說老實話，這樣也有利於學生的分配。”何家弘說。
事實上，在發起這個教學改革項目之前，何家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建言者的姿態出現在公共輿論裡。他曾高頻度地“對中國的反腐敗問題發表意見”，並試圖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國“東南”的浙江省慈溪市開始實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國“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區也完成了1054名縣級幹部的“財產公示”，這一度被這位文字優雅的法學家稱為“東南西北通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曙光”。
“後來發現說來說去只是說說而已，有一點灰心，從我個人來講，覺得算了，別老到處亂說了，還是回學校老老實實教書吧。”何家弘回憶起自己創辦“反貪碩士班”時的心境，他覺得，既然大環境管不了，起碼“要讓這個班裡的正氣壓倒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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