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那些於一戰期間在國外爭取過平等權利的黑人士兵通常都被處以死刑，儘管——他們在回家的時候還是士兵的身份。通過民權運動所取得的勝利之果招致了社會和政治人士的反對，他們企圖削弱這些成果的影響力，以免在未來發生永久地社會變革。
這些倒退並不是陰謀集團而為。它們也不必這樣做。儘管陰謀是一些廣為人知的惡棍所謀劃的產物。但對黑人權利激烈的反對之聲卻是社會上志趣相投之人所發起的。因此，很難想像，在奧巴馬執政的今天，黑人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最高法院還會否決《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中確保少數族裔投票權利的部份。客觀來說，這些其實是我們本就應該預料到的。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本周對齊默爾曼案的裁決只不過是六位陪審員認為被告人的辯詞更加可信，或者說，控方的辯詞還不夠充分。鑒於陪審團得到的法律信息，裁決可能只是完全與佛羅里達州的法律相符。在判決宣佈後的記者會上，控方和被告都強調齊默爾曼案不應被過分解讀，他們表示，案件本身和對案件的判決都與種族因素無關。
角色顛倒
為避免更多的猜測，對於有人把種族因素等同於是造成該案發生的原因，雙方都予以強烈否認。如果把角色顛倒一下，齊默爾曼被一個持有槍支的陌生黑人跟蹤，我們很容易相信他會為他的性命而擔憂，並認為向跟蹤他的黑人開槍是正確的做法。隨著類似佛羅里達州“不退讓法（stand your ground law，該法規定，公民在自身安全遭受威脅時，可使用致命武力保護自己，不退讓法屬於公民自衛法，目前僅在美國部分州有效）”的法律不斷在其它州也普及開來，想要把把這種類型的法律與案件中的種族因素分離開來看是不可能的，因為種族因素是造成這些案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很多支持齊默爾曼是進行正當防禦並且把馬丁醜化成一個該死的人——忽視了一個可悲的悖論：馬丁父親的未婚妻搬進“封閉小區（gated community）”的原因可能和她的白人鄰居一樣——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來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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