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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期應有的視野:“一中三憲、兩岸統合”。 |
中評社╱題:台灣多元視野下的兩岸關係 作者:張亞中(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前言:兩岸關係的工具性或理想性
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對於兩岸的定位與走向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見解中,有的僅有表述不同,而無本質上的差別,有的卻是南轅北轍毫無交集。
本文討論台灣社會多元視角下的兩岸關係。本文認為台灣內部存在著“分”(分治)、“離”(分離)、“一”(統一)、“合”(統合)四種基本論述與視野。國民黨的基本觀點為兩岸治權上的“分治”,民進黨則為兩岸主權上的“分離”。2008年以後的馬政府在基本論述上保留“分治”的形體,但其實質內涵已逐漸向“分離”靠近。連續兩次大選挫敗的民進黨,有可能接受中華民國這頂帽子,但仍保留其“分離”的內涵。台灣統派團體,左翼從意識形態出發,接受“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右翼則是從民族主義出發,認為統一是解決台灣困局的唯一方法。左右兩翼均認為統一愈快愈好。以兩岸統合學會為代表的台灣民間學術界則認為,“統合”最有可能包容“一”與“分”的論述,亦有可能改變原有“離”的本質。透過“一中三憲”的架構,兩岸透過“統合”共同締造未來,是台灣多元視野下一條最符合台灣利益與兩岸利益的道路。
兩岸關係對於多元的台灣來說,它偏重工具性還是理想性?所謂理想性,它是指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情感、有期待,希望兩岸人民可以透過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同享其利;所謂工具性,是指將兩岸關係做為單方賺取更多利益、獲得政權或鞏固政權的工具。
兩岸關係對於台灣的未來很重要,但是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政治功能看法不同。有人將其視為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有人視其為國家利益的選項,更多的人將其視為是否能夠獲得執政的工具,當然,還有一些政治菁英視其為創造自己歷史定位的機會。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追求統一是必然的選擇。兩岸目前的分治只是治權上的分立,而非主權的分裂,因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者應有理想,不可推動違憲的分離主義。
現實政治絕非如憲法條文一樣簡單,同樣一部憲法在不同政治立場者的眼中有不同的解讀,他們有的選擇刻意迴避,有的嘗試扭曲精神,還有的干脆企圖修改。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憲法歷經多次更動,原有的治權結構與精神已有改變,但是在核心的內涵上,由於外在環境的約束,包括領土與主權在內的條文均沒有更動。
憲法核心沒有變,並不是它不能變,而是不敢變。政治人物們不敢變憲法核心,並不代表政治立場、態度或作為方式不能變。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在乎政黨的立場及行為是否已經偏離憲法的核心規範。原本再正確不過的看法可以變成政治不正確,原本應該清楚表達的定義也被刻意的模糊處理。
由於獨特的台灣歷史經驗、曲折變化的國共恩怨情仇、複雜的東亞戰略情勢,以及美國的刻意撥弄,使得兩岸關係在台灣難以進行理性的辯證。情緒、立場佔據了大幅的言論市場,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兩岸關係視野。
國民黨的分治說:從偏離原則到邯鄲學步
從中國國民黨的名稱看來,它毫無疑問是一個認同中國、從屬中國,甚而曾經引領中國的政黨。1949年以後雖然立足台灣,但是統一中國一直是該黨的神聖使命。很不幸的,這個理念在李登輝接任黨主席後,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
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國統會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制訂,都是為兩岸確立了“分治”的論述。在權力鞏固以後,以“台灣主體性”為政治意識形態訴求的李登輝,決心要將國民黨在治權上“分治”立場轉向主權上“分離”的方向。1994年起,李登輝首先將“一個中國”民族概念化,雖然沒有在憲法上修改“一個中國”,但是在政治論述上已將“一個中國”變更為“一族兩國”。從此以後,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也從“政治法律”的概念變成“民族文化”的概念。1999年李登輝清楚地說出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算是為“一族兩國”做了清楚地界定。兩岸“分治”的原則遭偏離了。
2000年與2004年國民黨的兩次敗選,讓國民黨無法主導兩岸關係。國民黨即使在第一次敗選後將李登輝逐出國民黨,但是他們卻無法,或嚴格來說,沒有魄力去除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為兩岸定位所設的結構,即一個在由李登輝充分動員“台灣主義”本體意識下所塑建的“分離主義”結構。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但是重新執政後的國民黨,即使在兩岸關係的物質性交流上採行了開放的措施,獲得了成果,但是在兩岸認同與定位上走的卻是一個“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與民進黨對抗的民進黨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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