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剛到美國時因為語言等原因很難真正融入那個環境，你是怎樣做的呢？
王笛：確實很不容易，我當時以訪問學者身份去的美國，雖然出國前上過一學期的英語培訓，基本上只能進行閱讀，速度也非常之慢，聽不懂，只能應付日常生活。1991年，我去了密歇根大學，那裡的中國研究很強，我就開始聽課、聽講座。後來我又去了密歇根大學州立大學，1995年轉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這整個是個長期的轉化過程，一直在聽講座、聽課，並不是說一年兩年。
我還記得我在密歇根大學的第一個講座非常失敗，當時參加的有費維凱教授、還有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奧克森伯格(M ichelO ksenberg)都參加了，還有從中國來的學者。我有所準備，但是對於西方的研究完全不了解，就去請教其他訪問學者，有人建議把我的各種研究成果做一個概括介紹。這個是絕大的錯誤，因為在西方做報告只針對某一個專題，不能把曾經做過的研究逐個提到，但當時我就是泛泛而談。其實我只要把《跨出封閉的世界》中關於人口與耕地的問題作為中心議題，就會非常精彩，但當時是真的不懂啊！講了以後，大家提問題，我英語不好，聽不懂，就是聽懂了也不知道怎麼用英語表達，根本沒辦法回答，現在想起來，那真是個disaster(災難)。
南都：這其中可能也存在一個學術思維轉換的問題。
王笛：轉變過程是非常長的階段，不斷聽課，一年年不斷大量的閱讀，每周一本書，參加研究生的討論課。。西方研究生的培訓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研究生，研究近代史課程就集中在這一方面，西方的話，研究中國史只是你的主修，還需要修很多其他課程包括美國史、歐洲史，還需要修其他非歷史的課程包括人類學、政治學。我在霍普金斯的時候就學了四個領域，本系的領域，另外還有美國的社會文化史，在政治學上修比較政治學，在人類學上修社會人類學，而且每個領域跟著一位老師修整整一年的課，他還會給你詳細的書目，一年之內有幾十、上百本。最後有的是寫論文、有的是考試，通過以後這個領域才算完成，這樣一年一年閱讀討論，不斷吸收。
在國外，博士生就是潛心讀書，最後發表一篇論文，而國內博士生至少發表兩篇論文，這是我經常批評的，在本來要吸收的階段，大量的精力都花在發表、出版這上面，就分了心，沒有受到足夠的學術訓練，這樣後勁就有所欠缺。即使在讀博士期間沒有發表什麼東西，但(重要的是)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前後整整7年，我在國內發表的東西非常少，幾乎像消失了一樣，後來1996、97年有3篇發表在《歷史研究》上，但全是我修課的成果。所以我沒有作其他研究，就是吸收、培訓。
南都：你的博士導師羅威廉對你的學術研究有怎樣的影響？
王笛：有非常大的影響，一個好老師就是要給學生指出方向，引導思考。《街頭文化》的書名就是在他的指導之下提煉出來的。當初我在寫研究報告的時候，題目是“Public Cul-tureontheStreet”，即“街頭上的大眾文化”，但在行文時有時候為了簡便起見，就用了“street culture”來表達，他說這個詞用得好，就把這個作為論文的標題。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一些重要的思路，社會史、文化史的一些書目都是他指導的。這樣能打開思路，看別人怎樣思考這些問題。
美國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一個很大不同，就是看你的研究是不是和大家共同關注的大問題進行對話，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問題，但是你也需要上升到一個更抽象的層次，和大家共同關注的大問題進行學術對話，比如我的《街頭文化》雖然是研究成都的大眾文化，但實際上我要討論的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關係、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現代中國城市日常生活的演變這樣的大問題。
國內學術界經常強調的是填補空白，這和西方學術界有區別。西方學術界研究就看你現在研究的課題，是不是為大家關注的問題提供哪怕是一個個案的研究。例如對大眾文化的研究，現在西方注重的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問題，國家對大眾文化的影響，以及在傳統中國精英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在多大程度上獨立於精英文化。這些不僅是歷史學，也是人類學所關注的問題。自說自話的研究方式在西方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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