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意義上“南非仍是中國的前車之鑒”？——關於“漸進or激進”的思考
前年我的《從南非看中國》一文被南非的三家華文媒體轉載，而且被改了個更吸引人的標題叫《南非——中國的前車之鑒》，據說曾引發一些南非華人的討論。後來國內發表了僑居南非的青年作家王曉鵬和國內新生代作家王千馬兩位先生就這篇拙文的對話《南非仍是中國的前車之鑒》，其中既提到南非民主化之後一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做法，例如嚴格的環境保護措施，例如為解決前“流動工人”在城市安家的問題而大量興建的免費住房（對低收入者只收水電費的真正“福利房”）等等，也提到了一些結果十分負面和他們認為不足為法的教訓。其中主要是“從低人權到高人權需要過程”。他們認為：南非民主化以後經濟是沒有崩潰，但“發展速度相比較白人統治時期已明顯放緩，這與突然間完全放開的‘人權’有著很大的關係。1994年之後，……白人無法像1994年之前通過奴役的方式強迫黑人工作，而同時黑人又不斷要求各種福利，在達不到要求時就通過罷工等方式來加以威脅。目前南非是世界上罷工最頻繁的國家，在目前南非高人權的狀態下，黑人動不動就要求加薪，不加薪就搞大罷工，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南非也從之前經濟上被劃分為‘第一世界國家’，很快淪為現在徹底的‘第三世界國家’。因此，說‘人權狀況與經濟增長成反比’，雖然不完全正確，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低人權換取經濟高速發展是不對的，但從低人權到高人權，也應該是一個逐漸開放的過程，不能像南非這樣，一夜之間就從一個低人權國家轉變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權國家，這樣也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南非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這個說法本身就有些矛盾，例如既批評民主化後“黑人不斷要求各種（過分的）福利”，又讚揚民主化後南非給貧困黑人大規模興建免費住房。但是免費住房這種即便歐洲高福利國家都很少見（那裡給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也是廉租房，還不是“只收水電費”的免費住房）的福利如果都不過分，還有什麼是過分的？
不過總體上看，王曉鵬先生對新南非的經濟困難事實講得很到位，這與我前年和我國南非研究專家楊立華教授對話時，楊教授基於對黑人解放的高度評價而對民主新南非經濟發展的樂觀判斷在事實描述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這一事實敘述卻與以大罵民主化著稱的宋魯鄭先生（據說恰恰是個久居民主國家法國而樂不思蜀的華僑或華人）強調的事實有點類似。宋先生曾正式為文批評筆者，他強調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經濟一塌糊塗，連電都不能保證供應，因而很不屑地說南非“這樣的民主”還不如不要。但是在價值判斷上，兩位王先生都和宋先生相反，而和楊教授一樣肯定黑人解放，儘管在事實判斷上王先生不像楊教授那樣樂觀，並認為目前新南非的經濟景氣尚不如舊南非，但他明確指出“以低人權換取經濟高速發展是不對的”，只是他們認為最好提高人權能與經濟發展兼顧，因此南非“一夜之間就從一個低人權國家轉變成完全民主”未免太快了，應該引以為教訓。
我認為王曉鵬先生的看法是有見地的。南非的黑人解放和民主化成就斐然，值得大力讚揚，對我們也很有啟示。而新南非的經濟社會問題也確實嚴峻——不是說沒有亮點，但至少比我國官媒曾經大力渲染的中東歐民主化國家一度出現的經濟困難更嚴峻。這些國家轉軌之初也有或長或短的“陣痛”，但是除了一些政治上邁不過坎而發生戰亂的國家外，基本上都不僅經濟先後恢復了正常增長乃至高增長，社會治理也上了軌道。相比之下，新南非1994年實現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問題也比大多數中東歐民主化國家多，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更表現為社會治理的困難，如驚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壽命的明顯下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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