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方面講，2008年的“排外騷亂”其實是個“轉型危機”的標誌性事件。前已述及，外籍勞工的權利難以與本國公民平等，這是一個令人遺憾但難以改變的現實，但如果僅僅如此還不會導致這麼嚴重的暴力。這次事件無疑和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經濟相對停滯、本國失業率高導致的不滿被發洩到這些權利更為有限的弱勢者身上，二是經濟放緩的南非也不再需要，或者說難以容納這些“外勞”，這些情況加上南非治安控制力的薄弱和某些人的民粹主義煽動，就釀成了這一大悲劇。
在這一過程中，新南非固然有不少教訓值得我們吸取，但是把這些教訓歸結為“一夜之間就從一個低人權國家轉變成完全民主”，顯然過於簡單化。兩位王先生在這方面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非的民主化過渡其實相當平緩，並非“一夜之間變成完全民主”。且不說南非原來在白人內部已有比較完善的憲政民主、權力制衡和法治秩序，1990年代的民主化只是去除種族隔離成分，把原來只在白人中實行已久的那些合理規則加以推廣，平等地用於包括黑人在內的全體國民，這並非像前東歐國家或台灣等地那樣從原來的極權或威權體制一下就變成民主，更不是像南非周邊的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那樣完全推翻白人那一套，實行“黑人革命”。今天南非從行政、立法、司法徹底分立的全球唯一“三首都”制，到不含種族主義內容的那部分舊法律、法規和制度的沿用，“繼承”的程度可以說相當高，至少比東歐國家對舊體制的繼承程度高。就說在時間上，南非從1990年無條件釋放曼德拉，非國大合法化，以曼德拉為首的反對派與白人政權開始進行漫長的、以取消種族隔離為方向的平等談判，直到達成協議後於1994年通過不分種族的民主大選完成政權更替，期間經歷了4年的過渡期，這個過渡也比幾乎所有前東歐國家的政治過渡來得長。
尤其要指出的是，南非這麼長的過渡期在變革上可謂漸進，但流血卻並不少，至少比除發生了內戰的前南斯拉夫地區之外的絕大部分前東歐國家都更血腥。由於過渡遲遲不到位導致“舊秩序失靈而新秩序未立”，原來南非社會潛伏著的種種複雜矛盾都爆發出來，南非許多地區出現無序狀態和“非戰爭的暴力衝突”，主要是黑人之間頻繁發生嚴重而慘烈的暴力衝突。南非這幾年的年均暴力死亡人數遠高於此前的“黑人武裝鬥爭”時期，也遠高於此後新南非所謂的治安惡化時期（包括發生此次排外暴力慘案的2008年），對南非經濟造成的損害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南非的過渡期恐怕也有不能再長之勢，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經不起這種“無序而暴力的漸進”一直拖下去。
筆者最近曾指出：就變革速度與深刻性而言的漸進與激進，不能等同於過程中的有序與無序、和平與流血。歷史上儘管確實有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之例，在這兩者間我肯定是贊成和平改良，不贊成暴力革命。但是歷史上並不是只有這兩種現象，事實上流血很多的改良（乃至根本沒什麼制度改進但卻流血成河的改朝換代）和和平而有序的“劇變”或“天鵝絨革命”也並不罕見。我們應該追求和平而有序的變革，避免流血和無序。但對於漸進與激進、“革命”與“改良”，我們關心的應該是“進”的方向，至於漸進還是激進，應該就事論事。只要方向是對的，能快則快，當慢則慢，無論“革命”還是“改良”，抽象地講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南非的過渡其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