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經濟因素一面來看，受“十年十相”、包括民主黨政權多次實行大型經濟刺激計劃，但日本仍未能擺脫經濟長期低迷的困擾，日本國民中抱有“‘安倍經濟學’若再不奏效，日本將何以堪”的想法而給予支持、抱有期待的人不在少數。
從外部來說，安倍還力圖通過TPP、與歐盟建立FTA等舉措，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推動日本國內產業的結構改革。但在關鍵點上，也即安倍增長戰略中的“短板”，需要借重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克服。有人曾預測這次參議院選舉後安倍會“重啟”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和時間節點，筆者認為，安倍對華外交的“靈活度”，應該取決於其維持政權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度”。
三
在戰後日本的首相中，除了極少見的“梅開二度”之外，安倍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在形而上的精神、價值領域異常活躍。概括起來，有兩點值得關注。
首先，是其對“價值觀外交”情有獨鐘。其政治盟友麻生太郎曾以江戶時代為例，說明日本是民主、自由、法制、市場經濟等“普世價值”的“老鋪”，但似乎缺乏說服力和公信力。在冷戰結束後，連作為上述“普世價值”本家的美國都有些懶得去講，安倍高調提倡的“價值觀聯盟”、“菱形價值板塊”，包括麻生的“自由與繁榮之弧”等，顯得格外扎眼。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這些所謂“普世價值”，被高度“工具化”了。理念、價值觀等這些精神領域的存在，本來應該是非常虔誠的、具有內化性格的東西，一旦被刻意地、高頻度地作為“道具”來使用，那麼只能說明使用者在哲學、價值觀念等精神領域的蒼白與貧困。
第二，自相矛盾的價值理念。譬如安倍一方面強調西方“普世價值”中的“尊重基本人權”，一方面又多次表示要修訂關於“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又如一方面表示要“謙虛”地對待歷史，一方面又多次表示對“村山談話”的不滿。再如他一再強調要修改和平憲法，另一方面又以戰後日本的和平為口實，去反駁人們對右翼政客的指責。在婦女的基本尊嚴、歷史觀、和平觀等價值理念方面，安倍給人的印象是閃爍其辭，多變乃至自相矛盾的。不言而喻，只有“理直”，才能真的“氣壯”。
安倍在《致新的日本》前言中指出：“在長期經濟低迷、緊迫的外交、安保危機——這些日本所處的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到底應該把這個國家引向何方？”這是他似乎成竹在胸的設問，也是善良的人們的疑問。
（消息來源：《東方早報》，作者胡令遠系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