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與人代會同步。
錢嗣傑作為毛澤東的攝影記者，為了拍攝好這次的“革命的大會，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他幾乎就吃住在會議上。目光所及，到處令人神清氣爽，他自己也發自內心地對祖國的巨大變化感到由衷的自豪。會場內外氣氛十分高昂，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基層代表，個個都顯得喜氣洋洋。畢竟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年，新中國蒸蒸日上的感覺尤為突出。這次會議也是他拍攝新聞照片最多的一次會議。
但是，走出人代會會場來到中央工作會議會場時，錢嗣傑發現了毛澤東情緒的變化。毛澤東與在人代會上判若兩人。兩個會議兩種表情，前者笑容滿面，和善慈祥；後者板著臉孔，隱含不快。
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人一來一回，一句接一句，語勢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樣……
兩位領導人到底為什麼爭執？錢嗣傑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動快門的手有些抖動，拍完幾張後就急忙離開，不敢在會議室過多逗留。
後來錢嗣傑才知道，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是繼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論和鬥爭。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竟然召開了一個月，戲劇般地被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根據匯報情況與“四清”中提出的問題，會議制定了一份《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十七條》。會議後半段是毛澤東將散會人員招回來繼續補開的會。毛澤東親自主持，重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文件標題與劉少奇指定的那個一字不差，但內容卻有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打開文件就不難發現，這不是簡單地增加了六條，而是基本針對劉少奇的《十七條》而制定的《二十三條》，很多內容與劉的版本都是針鋒相對，徹底推翻重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