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6日電／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宣布：“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毛澤東高瞻遠矚地告訴全黨，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管理城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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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書記劉少奇便集中精力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有關政策，當時石家莊、濟南、沈陽等城市的接管，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石家莊解放後，搞清算鬥爭，把工商業算垮了。針對這種錯誤做法，劉少奇對一些領導人說，城市貧民的要求是不能全部滿足的，“挖窮根”就要挖到工商業資本家頭上來。挖光了工商業，毀了城市，貧民就更沒有辦法。用農業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消滅資產階級，這叫做自殺政策。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作了發言，他特別強調私人企業恢復生產問題。當時，天津已順利完成接收，正轉入管理與發展生產，但天津工商界人士由於不了解共產黨政策，有的還聽信了國民黨反動宣傳，懷有許多顧慮，害怕沒收，擔心要像地主那樣的挨鬥，所以人人恐慌自危。除少數工廠開工外，多數廠主均持觀望態度，拖延開工複業，極少數人甚至想抽逃資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破壞，市場極為混亂，物價上漲，原料匱乏，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當然，產生這些嚴重情況，也有黨的幹部在執行城市政策時的“左”傾因素。毫無疑問，這一切問題如不及時得到解決，勢必要削弱黨在工人中的影響。
為了解決這些刻不容緩的嚴重問題，在中共中央進駐北平香山之後，毛澤東要劉少奇趕緊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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