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8月2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指出，近代政治哲學已愈來愈注意“組織化了的罪惡”。以前的人相信人類雖有黑暗的一面，常會做出邪惡的事，但人畢竟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歸結到最後，就是“良心”。
但近代的哲學家已對良心為何物，愈來愈懷疑。原因就是近代已有很多事顯示出良心其實是脆弱無比，良心的強度抵不過一張衛生紙。而開創出這個時代新議題的，就是近代最偉大女性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文章說，鄂蘭教授在戰後參與納粹戰犯之研究。她於1945年出版了那本劃時代的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組織化了的罪惡》，她在這本書裡指出，納粹份子其實個人都不是壞人，他們在家裡是個好丈夫好爸爸，許多人愛好古典音樂、愛護小動物，算是典型的居家好男人。而在公事上，他們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也算是個好公務員，但這樣的好男人和好公務員，為何在納粹體制下，竟會犯下那些殺人如麻、殘忍無比的滔天罪行呢？
鄂蘭教授研究後指出，原因不是別的，乃是“服從”和“紀律”所造成的。德國的公務員和軍人都愛國、服從、守紀律，他們相信這種紀律價值，因此他們參與到納粹暴行中，不是他們有多邪惡，只是在遵守長官的命令而已。“服從”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美德，但換了另一種情況，卻成了最大的罪惡。德國公務員和軍人的愛國盲從原來是如此恐怖的。
後來，1971年鄂蘭教授在一次演講裡將這種“組織化了的罪惡”做了更哲學性的討論。那次演講的全文後來以〈思考與道德反省〉為名發表。她在演講中指出，人會有善惡的判斷，乃是因為人會思考，當我們知道了自己行為會有什麼後果，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才會節制，知道了什麼是惡，我們才會有知道什麼是善。而當時納粹的可怕，乃是它已把野蠻硬拗成是紀律，屠殺說成是愛國，當人們思考問題的基本範疇已被模糊化，這意謂著當時的德國人已失去了思考的最基本能力。鄂蘭教授自己是德裔美籍人，她在演講中特別指出，近代德國人乃是智性高度發達、思考能力極強的一種人，而納粹卻可以把德國人搞到失去了思考能力及道德判斷反省的程度，這才是納粹罪惡的根本。
自從鄂蘭教授提出了“組織化了的罪惡”這個罪惡問題的新面向後，近代對罪惡問題已開始注意下列幾點：
一、邪惡問題已不限於個人，無論實驗心理學及政治法理學都愈來愈重視體制的邪惡。特別是現代媒體操控愈來愈厲害。掌控了媒體就可以靠著硬拗硬扯，製造出有理由的邪惡。
二、體制是個龐大的機制，它很容易培養出制度化的邪惡並使人習焉不察。
三、現代國家的公務員、軍人，甚至大公司的員工，已必須有一種新的道德自覺，那就是他們有拒絕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而且政府必須保障這種不服從邪惡命令的權利。當一個體制太容易以各種方式形成邪惡共同體，這個社會的胡作妄為、各種濫權就會一直繼續，無法收拾。只有公務員、軍人及公司職員有拒絕服從不正義命令的權利，各級統治者才會收斂！
今天的台灣，整個體制已成了一個龐大的“命令體制”，政治上以黨紀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集權效忠；而軍隊則是以軍紀效忠為中心，企圖合理化它的濫權。尤其是軍中的濫權最為嚴重，軍隊應該是個袍澤互救的團體，但今天這種袍澤情、兄弟愛早已無存，反成了整人的黑箱，出了事就要湮滅證據，最讓人難過的，乃是在它的過程中，居然沒有一個人覺得良心不安，還有許多人為這種行為繼續硬拗鬼扯。當一個體制內已失去了良心，良心在政治正確下已自動放棄。一個失去了良心的團體，怎麼會有前途？
因此，我最近重讀鄂蘭教授的著作及演講，她那個盲從是最大的罪惡的理念，讓我對台灣的悲哀更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