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二戰罪責的敏感問題上，美國對日本遠沒有對德國那樣態度鮮明。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戰後出於共同的目的結成的美日特殊關係；二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依賴越來越強；三是美國對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最後一點尤其重要，日本人據此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還有人提出要求美國對死於原子彈的無辜平民進行賠償。因此美國對要求日本公開道歉一類的事情總是小心避免捲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傷害美日關係，這種低姿態助長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許多日本人認為美國覺得理虧。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產生，覺得從道義上說大家都一樣，都是受害者，關於正義戰爭的說法是錯誤的，戰爭本身無正義可言，誰發動戰爭無關緊要，“我們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戰爭的性質。
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對其國民的反省態度也有一定影響。戰後德國的納粹黨被徹底瓦解，國家的執政人物不僅與納粹沒有瓜葛，而且是反納粹的。日本則不一樣。日本的政黨在戰時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戰後日本的歷屆內閣都有不少重要閣僚曾在軍部擔任過公職。東條內閣的工商大臣、戰後以戰犯嫌疑關押過的岸信介，乃當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這種事在德國絕對不會發生。
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加之自民黨長期執政，其右傾政治思想已經滲入到了一般國民意識，使日本政壇和社會被新保守主義所壟斷。新保守主義要求日本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並謀求在國際上有與其實力相應的發言權，其突出表現就是修憲和“入常”。戰後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學家們獨立撰寫，於戰前魏瑪憲法的聯繫被截然切斷。而戰後的日本憲法，是在美國人的監督和直接乾預下，依從原帝國憲法的修改手續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內容，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等，卻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徹底的一個方面，給戰後日本深刻反省戰爭責任增加了困難。然而，即使對這樣一部憲法，新保守主義者仍認為現在是到了把它“還給”美國人自己的時候了。
文章說，第三個原因是，日本的“恥感文化”導致日本人的善惡觀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國分屬“恥辱感文化”和“罪惡感文化”。兩種文化的本質差別在於：“罪惡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可以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而“恥辱感文化”沒有向神坦白的習慣，也沒有贖罪的儀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來贖罪。因此，“罪惡感文化”僅僅依靠人內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恥辱感文化”只有通過外部的約束力來行善，它至少要有一個想象的旁觀者。這種分析儘管不十分準確、全面，卻提供了觀察這一問題的一個視角。
日本的“恥辱感文化”首先表現為一種“等級制文化”。某種程度上這與德國相似。但在德國，國民服從的是權威和秩序；在日本，國民服從的是特權。日本人對人際關係以及人與國家的關係所抱的整個觀念都是建立在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之上的。可以說，沒有無所不在的等級現象也就沒有獨特的日本文化。這種等級觀念源於家庭倫理中“孝”的觀念。“孝”要求家人必須尊從家長的特權，但與中國人所理解的不同，它還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會生活中，強調人們要處於一種“適當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這種觀念來看待國際關係。他們認為，當年的侵略戰爭不過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個由日本所領導的國際等級社會，戰爭的失敗說明他國“不守本份”，至多是說明日本建立國際等級秩序的良好願望在現代的國際關係中行不通。從道義上來說，日本沒有理由受到譴責，也不必為發動戰爭而道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