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感文化”的第二個表現是善惡觀模糊不清。他們認為官能享受並不是一種罪惡，也不把個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種邪惡，所有一切官能的享樂，如果都處於一種“適當的位置”，即使給別人造成了精神和肉體的傷害，也不應受到責備。在日本人看來，世界並不是善與惡相鬥爭的戰場。這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與中國人的善惡觀念也迥然相異。美國歷史學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簡史》一書中寫到：“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說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由於沒有明確的“罪惡感”，“日本政府還堅信對過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決問題”，才有了諸如“日本發動戰爭並非侵略”，“大東亞戰爭有助於亞洲的解放”等種種論調。
日本民族對侵略戰爭反省不徹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日本國民心中的神國觀念和對天皇超常的忠誠意識。“孝”與“忠”構成了日本“等級制文化”的兩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教育中，對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識的培養，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國觀念即神道教相結合，成為一般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天皇被看成是隔絕塵世、純潔無暇的善良的“父親”，他不必為國務大臣的任何行動負責。戰後，雖然天皇頭上的神聖光環被打碎，從神還原為人，但對天皇的“忠”卻成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並未有多大觸動。即使是那些反戰的日本人，也未把他們對天皇的崇拜與軍國主義戰爭政策嚴格區別，且根本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終戰詔書”隻字未提侵略和戰敗事實，對自己的戰爭責任更是完全排除，並在此後的幾十年里一直拒不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國民不願承認天皇負有戰爭責任，戰爭是由軍部背著天皇發動的，天皇至多是沒有及時阻止戰爭。日本一些反對反省侵略歷史的勢力正是打著這一招牌的。
文章最後說，二戰本身性質上的復雜性及戰後對國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沒有正確的歷史認知。
二戰是一場由若乾種戰爭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戰爭，它大致有三個側面：（1）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國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戰爭：（2）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戰爭；（3）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和法西斯陣營之間的戰爭。戰後日本單獨強調第二個側面，企圖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界限，從而抹殺日本的侵略責任，甚至將日本美化成解決者。
同德國戰後對納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對二戰歷史的教育，非常不嚴肅，背離史實。許多歷史學家就強調指出，多數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這場戰爭是什麼樣的戰爭。歷史課本中也通常迴避這段歷史。文部省還把“南京大屠殺”改寫成“在日軍占領南京後出現的大混亂中死了許多中國士兵和平民”，刪除有關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細菌試驗的段落，並禁止在課本中使用“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字樣。而篡改歷史的教科書也一再得以通過官方審定。歪曲歷史、掩蓋民族的罪行，用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去教育後代，只會使後代對民族的歷史採取一種更加輕率的態度，更無法培養出一個有責任感的、取信於世的文明民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