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化大革命”如狂飈驟起般席捲中國大陸時，不僅廣大幹部群眾滿懷革命激情與對毛澤東的無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連當時正在中國幫助建設的外國專家們也被卷了進去，這些外國專家與中國民眾一起參加了這場起初顯得像是革命的正劇、後來才逐漸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劇和鬧劇的史無前例的演出。
外國專家也寫出“馬列主義大字報”
文革開始後，外國專家們也紛紛提筆寫起了中國特色的大字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四個外國專家陽早、史克、寒春、湯普金斯合寫的一張，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1966年8月31日，即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曾有一篇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裡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的報道，談到了美國女專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經過：“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被上報到最高層。9月8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裡，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裡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麼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麼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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