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顔元孫《幹祿字書》的影響很大，這本字書是在顔師古的“顔氏字樣”的基礎上完成的，字分俗體、通體、正體三種寫法。科舉考試，官府文書，寫字必遵正體。後來顔元孫的侄子顔真卿在湖州做官，將《幹祿字書》書寫上石。要想通過科舉求仕進，就必須學習這樣的幹祿字。之後，端正秀麗的幹祿字楷書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寫法，千字雷同，明朝時，為皇帝書寫詔誥的宮廷書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長一筆這樣的字，人稱“台閣體”，清朝叫“館閣體”。
“書法的生命力在於書寫，漢字的魅力通過書寫才能展示，技法之外，每個字都是有表情的。”劉濤教授分析說。他去博物館的時候，專門仔細看過清代用“館閣體”寫成的《永樂大典》，雖然表面看千篇一律，但細細端詳仍會發現每個人的細微差別。不過，這樣過分求統一的書寫方式卻破壞了書法的靈魂——對“勢”的追求。古人寫字，講求一個“勢”字，不僅指通篇的氣勢，更指每一筆的手勢動作，把字寫“活”，就是這個道理，有口氣頂著，才能透出字裡的精氣神，這便是“見字如見人”的所指。
書寫動作連貫，做到下筆不悔，一氣呵成，才能氣韵生動。中國書法史上的經典之作，如王羲之《蘭亭序》、顔真卿《祭侄稿》、蘇軾《黃州寒食詩》行書作品等，當初都不是為了完成所謂的經典而寫，都是在並不經意的狀態下寫出了千古不朽的傑作。蘇軾的解釋便是，“無意於書乃佳”。
而要達成這樣的功力，日積月累的訓練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記憶。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臨王羲之的字達30年，退換的廢筆頭裝了五竹簏，一簏便是一石的容積，可見“工夫”之大。在劉濤看來，也是這種日複一日的臨摹、書寫，培育了中國古人最早的美學情趣，甚至成為一種人格訓練。所謂“字如其人”，雖然後來多從道德層面解讀，但其本意仍是強調一種認真的精神，寫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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