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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9月9日電／如果不是3位“重量級”省部級高官扎堆擔任同一家公司的獨立董事，退休官員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事情恐怕也不會引起公眾如此大的關注（詳見本報8月5日10版《三位退休高官擔任獨董惹爭議》）。
根據中國重汽8月14日發布的公告，石秀詩、韓寓群、崔俊慧向公司提出，不受聘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務。事實上，退休高官擔任獨立董事絕不是個例，許多退休官員都成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座上賓”。根據同花順數據，截至目前，深滬兩市上市公司共有8076個獨立董事職位，擔任這些職位的約有5760人，其中擔任5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有51人，還有4000多人只擔任一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中國青年報記者對上述所有獨立董事的簡歷進行統計後發現，有2590位獨立董事有“從政背景”，占比44.9%。
當獨立董事遇上“退休官員”
細細梳理這些獨立董事的履歷，從職業來看集中於律師、會計、行業協會負責人、政府部門退休官員、大學教授、銀行退休管理者等。
上述所指的“從政背景”主要是指獨立董事曾任或現任職各級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經歷，也包括有關行業協會負責人或政府有關部門決策顧問，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但並不包括大學及研究機構有關部門負責人，也不包括各銀行高管。
中國青年報記者統計發現，獨立董事在任或曾任的政府部門，多為審計、稅務、財政、法院、信訪、人事等。
在有“從政背景”的獨立董事中，省部級退休官員有30多名，當過“市長”的獨立董事有100多人，有“處長”經歷的720多人。儘管“從政背景”沒有把銀行高管計算在內，但100多名當過各銀行“行長”（包括各分行／支行）的獨立董事，還是令人印象深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雛鷹農牧集團股份公司和北辰實業股份公司獨立董事甘培忠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分析，公務員退休後在有國企背景的公司中擔任獨立董事是難以避免的，這種現象的確很普遍。
“國企管理體制和時下的政府官員制度存在人事替代機制和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傳承，引導國企追星般地追官，官員扮演協助爭取市場機會和政府資源以及保護傘的角色。官員曾經的任職經歷和人脈關係、社會聲望構築了退休後被聘請為公司顧問甚至獨立董事的平台。”甘培忠說。
甘培忠認為，獨立董事是社會化的職業，擔任獨立董事不受公務員退休年齡限制。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一方面因為央企老總遴選任命和政府官員任職機制類似，央企高管和政府有關部門高官有時常常輪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如董事長、總經理等存在退休年齡的制約，在政府官員的位置上退休後不可能繼任國企的這類職務，而擔任獨立董事則不在此限。因此，一些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就打起了擦邊球。
擔任新希望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王璞卻感覺這可能是“現實要求企業需要這樣的人”，因為公司上市需要政府審批，企業在日常經營中也需要和政府有關部門打交道，因此這些企業邀請一些素質高的退休公務員無可厚非，但前提一定要合法合規。
這種現象在國外也比較常見，美國非上市公司Safety First Medical獨立董事冼大衛向記者介紹，美國法律同樣規定在職官員不容許到企業任職，但離職後並不約束此類行為。美國與國內不同的是，“游說”是一種合法合規的行為。其中，對於政府購買較多或監管較嚴的企業，例如能源、武器、藥品等，企業很願意邀請前政府官員做高管、說客或董事；依賴科技創新和自由市場競爭的企業，更願意請大學教授、知名企業家、專業人士做董事。
盛大遊戲原CEO兼董事、禹容網絡創始人兼CEO李瑜，也擔任過企業的獨立董事。她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也承認，獨立董事有“從政背景”的話，對企業發展來說、特別是與政府有關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能起到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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