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12日電／“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及司法關說案，國民黨考紀會決定撤銷王院長的黨籍，由於王金平是以不分區代表的身分出任現職，黨籍的撤銷，意謂著“國會”更換議長將成定局。
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民主國家議會的運作是政黨政治的反映，議長因所屬政黨的人事政策變動而須重新產生人選，原是政黨政治的常態，其實無足為怪。不過此次人事變動事出突然，其中涉及重要的法治觀念有待釐清，是為應予討論的主題。
第一個題目是司法關說。若要用“關心”與“關說”並不相同以為圓說，那是玩弄文字遊戲，試問哪個關說者不關心？關心者就可以關說？“關說”也者，是藉用“關係”請託之意；所謂“請託”，內容不法的請託是請託，內容合法的請託也是請託。既然合法，何需繞到背後藉用關係請託？只要是在幕後靠關係請託，內容合法的請託也是關說！
判斷有無關說的重點在於，有無可為請託的特殊關係與有無請託的事實。王院長與曾勇夫部長、陳守煌檢察長之間具有可為請託的關係，毫無疑問；王院長說他只是希望“法務部”就柯建銘案不要濫權上訴，縱其內容合法，但也是請託。王院長為何不選擇公開呼籲“法務部”檢察官不要濫權上訴？公開呼籲也不違法，但是不會予人藉著“國會”議長的地位過問個案的批評？公開不宜為之的呼籲，適合私下藉著關係請託嗎？當然不！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政治倫理，“國會”議長焉能不懂？否則司法案件都將取決於關係之有無，而非是非之有無，司法還能相信嗎？
試想，堂堂“國會”議長，又會與哪個司法首長缺乏可以為“內容合法的請託”的關係呢？逢人為“合法內容的請託”，將會是什麼景象？現在硬說關心不是關說，過去所為的“內容合法的請託”恐不知凡幾？該不該知所進退，以謝“國人”呢？執政黨開鍘，只說是政治鬥爭而不問此中是非，豈不是將維持司法公正看得不如政黨鬥爭重要？
第二個題目是監聽。特偵組監聽柯建銘委員已得法院同意，監聽柯委員的過程中聽到向王院長請託關說而未遭王院長拒絕，所衍生的問題是“檢察總長”可不可以用做辦理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事務之資料？現行法律所限制者為違法監聽所得資料之使用，並未規定合法取得之資料是否可為合法之使用。由於現行法規定不明，如果被監聽的人是一般人民，當然應做嚴格限縮解釋，以避免濫用公權力。但本案所涉者為掌握重大政治權力之議長為司法關說，如為嚴格之限縮解釋，反足以聽任甚或助長濫用權力干預司法，是否應該嚴格解釋，很有商量的餘地。又本案中依法法院應該通知被監聽人柯委員，柯委員說從未收到通知，與一般人之經驗符合，這點是法院方面應該交代並且檢討的部分，但與特偵組較無關係。
第三個題目是“檢察總長”該不該將監聽結果向“總統”報告？有人將此與葉盛茂向陳水扁“總統”報告之洩密案相比擬，其實是不倫不類的比擬。葉盛茂報告的對象就是該被調查的對象，才會被指責為洩密，本案又不是馬英九關說司法，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檢察總長”其實不必引用“憲法”的規定作為根據，依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本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王院長遇柯委員請託關說，本來也應做成紀錄，若向“總統”報告也甚為合宜；是則“檢察總長”向“總統”報告以為查證，亦不能說與廉政倫規範不符。監聽的內容既不足以發動不得公開之刑事犯罪偵查，又不是何種國家機密，也無涉個人隱私權利，應無洩密之可言。關說既然涉及重要之政治倫理與司法風紀，“檢察總長”將所知重要政治人物如“國會”議長者，所涉之政治倫理與司法風紀情事，向“國家元首”為報告，應屬正常。
此案涉及政治倫理與法治倫理，引起的是政治責任問題；唯一相關的刑事司法程序，則是被關說的案件。我們所面臨的基本選擇是，究竟願意容忍高階政治人物憑藉無所不至的關係左右影響司法個案，但要斤斤計較予以揭露的行為是否具備十足的程序依據，用來扼阻過度的監聽呢？還是認為政治高層關說司法個案受到揭發，極其不易，所以法律規定不夠完整的監聽報告程序細節可以放過，只有藉此難得的機會將司法關說的政治責任追究到底，才能徹底破除政治人物對於司法的不當干預？馬英九做出了他的選擇，我們願意給予支持！因為監聽的程序可以再加約束，制裁政治高層關說司法，過了這村，恐怕不容易遇到下個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