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一對父親的考慮包含明顯的性別因素，那麼，陳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們也希望自己的獨生子能夠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體面、安穩的工作。至於酒店以及其他可觀的資產，他們退休時可以全部賣掉。
而陳斌也是這樣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亞學習、生活7年，並嘗試了幾樁小本買賣後，他回到國內，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試了幾份工作，但都沒有成功。
回想起來，陳斌覺得自己選擇了錯誤的“打開方式”：他竟然開著限量版的寶馬跑車，叼著中華煙，擺出一副在澳洲談項目的架勢去應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於是，陳斌只得回到父親身邊。
而黃晴回到上海後沒有接受父親的安排。她曾準備應聘四大會計事務所，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但這時，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請。
這是上海一家創立於90年代的綜合性民企集團，如今擁有子公司十多家，產業涉及房地產、五星級酒店、商業街、博物館、小額貸款公司等。
由於黃晴父親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輩只有她與長她五歲、從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黃晴舅公的兒子），故而，黃晴被寄望進入企業幫忙，輔助小叔接班，兩人共同打理公司業務。
在這件事上，黃晴選擇接受。但現實中，圍繞接班的父子衝突並不少見，尤其在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礙於計劃生育政策，企二代沒有接班之外的選擇。
目前，僅工作兩年的黃晴擔任上海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業主方助理，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職位。該酒店聘請國外專業團隊管理，而黃晴和她的領導兩人是集團派駐酒店的監管方。
同樣，黃晴小叔進入集團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學十年，從高中一直讀到MBA，回國後直接出任集團副總裁。
這樣的經歷讓黃晴感覺到了人員管理的難度，“因為我們都不是從基層做起，而且，過去的人生經歷也無助於了解底層員工的想法。”
與此同時，經營理念的代溝橫亘於兩代人之間。“比如，集團旗下的商業街搞節日活動，我們的想法是搞台灣夜市、小吃一條街，但父輩卻希望策劃一個游園會。”
此外，黃晴認為，接班的第三重難題在於如何維護官商關係。“目前，父輩已經建立了很多穩固的關係，我們的任務只是維護、保護它，這並不困難。但問題在於，伴隨我們的繼承，政府官員也會出現更替，那麼，如何建立新的人際圈子呢？當然，我們知道這層關係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們都在國外接受過教育，對於過去乃至現在的一些做法，從內心來說，我們並不喜歡。”
事實上，這也是陳斌的難題。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鋼構項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親的人脈、關係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關係上，他還不能獨當一面。
“二代企業家的成長環境，尤其是留學回來的，更為自由、平等、單純，他們往往做不來放低尊嚴的事情，對複雜的人情世故也更為厭倦。”王大騏正在寫一本關於富二代的書，為此尋訪了不少與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對於他們無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現實，他如此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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