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國人對國際政治總是多了一層玫瑰色的幻想。早期外交家郭嵩燾認為：“夫能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以誠信應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應之，此理無或爽者。”這種心靈雞湯，實在是只能麻痹自己的迷藥。
對於國際政治的達爾文主義本質，不抱任何幻想，正是日本的務實之處。這根源於奉行實力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町人（幕府時代的商人）根性”，在“町人根性”的影響下，日本人基本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系，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
對此有清醒認識的中國人，當屬李鴻章，他在1870年就提出，“一仿西人所為”的日本“志不在小”，並且“近在肘腑，永為中土之患”。丟掉幻想，準備戰鬥，是早期尚能對日制衡的關鍵，而此後的自大以及自大帶來的姑息，也正是甲午年之所以敗北的戰略根源之一。
很難說清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是記吃不記打。2020年東京奧運，與其說是給了中國可以“喘息緩和”的7年，不如說是劃定了中日競爭衝刺的最後標線。從1945年起被刻意回避的歷史怨憤和現實利益衝突，自2012年開始迅速病變，以目前的走勢看，走向更大的衝突極難避免。吊詭的是，2020年正是中國一切“發展綱要”與“中期規劃”的最終節點，這7年，正是已經走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最為艱難的時期，無論政治變革、社會變革還是經濟變革，壓力、風險都相當巨大，這無疑亦是外敵最可下手的“窗口”時期。中日之間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在可見的將來只會不斷增加，枕戈待旦尚且不及，哪裡還能喘息？倘或天真地認為奧運能令日本收起自己的利爪，就如同“九一八”事變之後相信“國聯”能夠制約日本一樣，再度吞下姑息的苦果。
對於國際政治的博弈而言，奧運會只是一步極小的閑棋，並無任何實質上的杠杆意義。國際政治的叢林屬性，與百年前相比沒有任何改變，對付豺狼的唯一辦法，只能是讓自己也長出獠牙與利爪，才有資格選擇決鬥還是談判。這個7年，“任”極“重”，而“道”卻不“遠”。
（消息來源：《環球時報》，作者雪珥系旅居澳大利亞華人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