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25日電／當馬英九有意親自出席APEC高峰會的消息傳出時，大陸外交部以“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來處理”回應；一向直線思考的台灣媒體，無不認為，這是北京給台灣的軟釘子。
中國時報特稿說，然而，當年的諒解備忘錄為特使和團員身分留下一線空間，成為這次王郁琦的入場券。馬英九雖不能親自與會，由主管大陸政策的子弟兵“顧而問之”，也為未來創造可能空間。
因為是經濟體，外長會議只能由“經建會主委”出席，高峰會也沒有領袖、只有代表；兩岸關係不好時，更只能由企業界甚至學界人士率團與會。好不容易熬到最近五年，兩岸關係和緩，卸任“副總統”總算能與其他經濟體領袖平起平坐，依舊不敢逾越“非經貿首長不得出席”的紅線。
凡事戒慎的馬政府，也能覺察兩岸的互信已足以讓台灣跨出新的一步。經歷2012大選，證明台灣民眾確實給予兩岸進展正面評價，馬英九也敢於走出原本框架，提出親赴APEC的試探提議。
對北京而言，兩岸領導人能如兄弟併肩而談，自然是好事。然而兄弟仍有名位之別，馬英九在島內壓力下，只能接受“總統”稱謂；習近平也有政治原則，不可能承認台灣“元首”。與其躁進壞事，不如事緩則圓；從邱坤玄、王郁琦陸續列名顧問團，便看得出北京有意循序漸進的邏輯。
儘管事態朝正面發展，北京對台灣參與國際活動仍保留轉圜空間。馬英九只剩兩年多任期，民主選舉總有政黨輪替的可能；若北京現在就一步到位地同意台灣“總統”出席APEC，難保未來其他政黨執政比照辦理，徒增困擾。
習近平甫掌大權，未來還有近十年任期，握有台灣“元首”出席APEC的門票，未來是善意、是敵意，取決於兩岸關係發展，也正證明了大陸所謂“台灣因素已在可控範圍”的現狀描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