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必然性和啟示
一系列密謀行動驚心動魄，希特勒卻有驚無險。閻京生分析道，這是因為納粹專政並不是一個小集團的專政，而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專政。“至於這部分群眾在德國人中是否占多數，是占49%還是占51%，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國納粹黨比起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來，更加依靠德國人民當中幾百萬、上千萬追隨者的支持。”
另外，密謀分子沒有意識到，僅僅除掉希特勒其實是不夠的，“納粹的宣傳機器、軍事武裝、特務機構，在控制和引導國民方面重要性絕不亞於希特勒本人，而他們的想法還停留在老式政治暗殺階段，認為殺死獨裁者就能終結其統治，這是他們的幼稚之處。”
如果即使希特勒倒台也不能換來其他國家對德國減輕懲罰，這麼做還有意義嗎？施陶芬貝格也曾經在1944年7月初問特雷斯科夫，情況已經如此，發動政變是否還有意義？特雷斯科夫說，暗殺行動必須進行，如果暗殺不成功，也仍然要在柏林按計劃行事。因為現在的目的已經不是成功不成功的問題，而是向世界以及歷史證明，德國抵抗運動曾經敢於做出決定性的一擊，其他的一切都已經無關緊要。閻京生說，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說，“這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德國抵抗運動留給後人的意義。”
德國各階層的反思
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德國，曾經令人類歷史震驚，刷新了人類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為何這一切發生在德國？閻京生認為，這要從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德意志地區在歷史上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不僅種族上有日耳曼人、拉丁和法蘭克血統、普魯士人和斯拉夫血統，宗教上由天主教和新教平分秋色，最重要的是其政治上的不團結，沒有發生中央集權的王權戰勝封建貴族權力的現象，阻礙了健康的民族主義的生成。當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後，所有的“普魯士特色”被嫁接到德國，這對德國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所謂‘普魯士特色’包括高度井然有序的機械化效率，絕對服從的理念，軍官團的特權和軍事部門凌駕於民政部門之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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