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知無識的女傭到北大畢業的海歸校長，都如此執迷於脫褲子的威力，可見其文化底蘊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勢必會在藝術中反映出來，也勢必會博得大多數人的欣賞。王若水講過這樣一件事：1949年開國前，解放軍進城後，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那天晚上演的節目裡，有一個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於不能再脫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為什麼喜歡這種戲呢？”
儘管“脫褲子”只是一種比喻，也免不了讓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對這個詞就頗有腹誹：“那時，把一個幹部做檢查也叫做‘脫褲子’。我很不習慣。心想還有女同志在場。啊，女同志做檢查也這麼叫嗎？”
王若水的擔心是多餘的，那些經過整風的知識女性，神經元早已鍛煉得如老樹皮一般粗糲，臉皮早已磨蝕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脫褲子”一類的語言對她們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因此，當艾思奇要求剛解放不久的知識分子“脫褲子要徹底，把最後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時候，她們不但沒有一點反感，而且很樂於向未經此役的知識女性們傳授以前“脫褲子”的經驗和心路歷程。“脫褲子”只是開始，脫下來是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論裡，胡喬木告訴那些“紅色教授”：因為“他們的貴體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且每個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繫，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麼他第一著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顯而易見，這裡的尾巴，也是一種比喻。這個比喻很形象，很生動，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六七十年代，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把農民在房前房後種的莊稼菜果，多養的雞鴨羊豬統統割掉。這個比喻還有很強的再生能力，“翹尾巴”、“夾著尾巴”、“露出尾巴”紛紛由“割尾巴”生發出來。
“褲子”聯想到的是人的私處，“尾巴”聯想到的是動物的肢體。“脫褲子”儘管帶有色情意味，但畢竟還是把人當人，“割尾巴”、“翹尾巴”、“夾著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當成了豬狗馬羊猴。
建國初，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來了，考慮到這些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整風的洗禮，神經還不夠粗，臉皮還不夠厚，於是把“脫褲子”改為“洗澡”。這裡的“洗澡”，其實是“洗腦”——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代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如果上級想放過他，大家又沒有什麼意見，這“澡”就算是“洗”完了。對於一些需要教育的重點人物，運動的組織者則發動積極分子給他一洗再洗，並加大“水溫”和“搓澡”的力度。如果被洗者表現不好，就把他“掛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