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從他家庭的遷徙開始，1888-1889年，習仲勳的爺爺帶著他伯父、姑媽逃荒來到了陝西，當時的社會、人文、政治、經濟特點都做背景作了介紹。
“一些敏感的事情，習老書面答覆過”
《21世紀》：上卷時間節點為什麼到1949年呢?
賈巨川：最初的想法是出一本四五十萬字的書就可以，就像彭德懷傳記一樣，四五十萬字也寫得非常精彩，但是上卷的稿很快就完成了，完成後下卷的事情涉及非常多，比如說1952年他在新疆與王震也有一些敏感的事情，54年跟高崗的事，59年彭老總的事，62年他的事，後來他平反擔任了廣東省委書記，這些文卷當時習老健在的時候就寫出來了，絕不是2008年才開始的。當時習老審閱過還給了書面答覆，那時沒想分上下卷，當時就覺得哪些材料掌握得充分，比較成熟先把它寫出來，當時是分段寫的，有些人是不認可的。齊心大姐(習仲勳妻子)比較喜歡我，1996年第一次見到習老，當時我也比較小才45歲，他的秘書年紀都比較大，齊心大姐把我拉過來拉過去，老跟著她跑。
上卷寫完後，我和齊心大姐、當時陝西省黨史辦的領導在一塊商量溝通，當時覺得先把寫好的上半部分先出版出來，下卷經過時間推移慢慢出來。當時也有人認為寫傳需要經過沉澱，比如習仲勳與胡耀邦的傳聞，我查過有關檔案，關於那一段是絕密的，中央根本不讓任何人查，胡耀邦下台，有人傳習仲勳發脾氣，檔案上都沒查到。我認為沒有這個事，但有沒有同情，這個肯定有。我寫的時候都有兩個源頭，一是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
《21世紀》：下卷初稿你參與了哪些部分?
賈巨川：下卷是2008年啟動，2008年我在華山腳下寫作的，大概用了一年的時間，2009年底完成了寫作，但是下卷的部分內容在上卷寫作時就完成了，比如1962-78年他16年的蒙難，習老在世的時候就看過，還給我寫了回信，這部分內容在2002年以前就完成了，原來就是一本書，後來發現材料多了，新中國成立後牽涉到的重大問題、原則問題較多，考慮到審查問題，就分了兩段出了。我給他們交了3個稿子，就變成了下卷。後來我又修改了一個工作稿三五十萬字，最後又給了他們一個完整的終身稿。
我寫到習老去世，最後一章就是習仲勳魂歸故里，下卷的書稿也是我完成的。準確地說就是他們把我的稿子做了些修改，怎麼改的我就沒看，他們說他們編寫組派了多少人下來調查，我說不能搞來料加工，但這裡恰好有我寫得滿意的，他們可能用了;我不滿意的正在修改，想修改也進不去了。
當時傳記由陝甘寧新京廣、中央檔案館等單位協同完成，由陝西牽頭，黨史傳記的寫作是個研究的過程。寫傳的人也要像科學家一樣實驗、投身，去他生活過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