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有人認為下卷可以寫得更展開一些，比如習仲勳曾任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候對中國法制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
賈巨川：五屆法制委員會，他在廣東的時候先是當第二書記，後來當第一書記，可能是他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時候兼任的;後來他就不當副委員長了，直接當了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從81年6月當到82年的9月。十二大開了以後，習老在書記處還留了兩三年，所以習老這時候的主要精力在書記處管黨務，法制工作這一段他是兼職，顧不上。
《21世紀》：《習仲勳傳》完稿之後的送審過程是怎樣?
賈巨川：首先是給習老看，看了20多萬字，後來下卷的，他不看了，後來給老太太看，最後給習近平看，習近平還給我寫了一封信。當時中央規定，要走3個程序把3個關，這些都是出版社完成的。開始以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看了，中央黨史辦就不用看，結果還是要給中央黨史辦看。
《21世紀》：你怎麼看待現在各地方紀念習仲勳的活動?
賈巨川：對老一輩革命家的紀念，我們要繼承學習他們變革社會和投身社會的精神，而不是搞形式主義。應該以老一輩的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精神來紀念。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中共組織在西北發動的士兵暴動達70多次，假如這70多次都搞成這樣的紀念，就搞成了一個災難，沒有任何意義。
《21世紀》：你認為哪些故事片段能夠代表習仲勳的為人和品質?
賈巨川：習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本身是從勞動人民中走出來，對人民群眾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在世的時候能夠講到很多群眾路線。比如陝甘寧邊區的土地革命，當時貫徹全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的財產，把地主富農趕到山上去吃草，當時左得嚴重，傷及到了許多在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致了富的人和一些革命幹部，當時只管階級，不管其他。中央開會後，習老在陝甘寧邊區做了很多調查，給毛主席寫了3份報告，提出在陝甘寧邊區要劃分老區、半老區、新區，團結了一批可以團結的群眾。我寫的《習仲勳在土改中的工作糾偏》具體提到了。
《21世紀》：這本傳記有沒有比較遺憾的地方?
賈巨川：後來補充完善修改的沒有加進去。我對部分史實有保留意見。寫作風格嚴謹性也不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