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寬厚待人 關鍵時候挺身保護幹部
習仲勳向來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待別人卻是難以想象的寬宏大度。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一位秘書，在小說《劉志丹》事件中，經不住政治壓力，違心地寫過揭發習仲勳的材料。習仲勳複出後，這位秘書一直不好意思去見他。習仲勳從別人那裡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時，就指示有關部門很快給他解決了一套住房，使這位秘書心裡更感不安和慚愧。在他生病住院時，習仲勳還專程去看望，他感動得淚流滿面，哽咽不已。習仲勳卻安慰說：“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養病吧！”還有一個大學青年教師，“文化大革命”期間打過習仲勳。“文化大革命”後，這個教師所在的學校派人找到習仲勳調查取證，習仲勳對來人說：“當時都是年輕人，算了吧。”當外調人員要告訴打他的人的名字時，習仲勳擺擺手說：“我不需要記住這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審查過他的專案組工作人員，有的辦案時態度惡劣。後來，習仲勳不計前嫌，對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一場內亂，工作人員只是奉命從事，只要不是“三種人”，都應該是無辜的，責任更不能由他們承擔。
習仲勳不僅寬宏待人，而且在關鍵的時候挺身保護幹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國務院機關也貼滿了大字報。當時有人揭發信訪室只反映陰暗面，應列為運動重點。原來在廬山會議之前，為了糾“左”，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根據群眾來信來訪反映的情況，給領導整理提供過有關材料。看到有人揭發這個問題，信訪室的幹部很緊張。為了保護幹部，習仲勳用毛澤東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關係的比喻，對機關幹部說信訪工作的性質是“反映‘一個指頭’的問題”，不是反映陰暗面，從而使信訪室的幹部得到解脫。三年困難時期，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主任下鄉調查糧食問題，把真實情況反映給領導，卻受到被調查地方領導的責難，被調查地方還致函要調查人員到他們那裡接受批判。習仲勳認為調查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便沒有理睬，保護了這個幹部，事後也沒有告訴他本人。習仲勳在工作中信任幹部、保護幹部、支持幹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廣大幹部的愛戴和敬仰。
習仲勳情深義重 往往為別人考慮的多
習仲勳與人相處時，往往為別人考慮的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他的這種品格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九六二年，賈拓夫、劉景範等因小說《劉志丹》問題而受到牽連，他們一同被誣蔑為“反黨集團”的成員。習仲勳抱著盡量少牽扯別人的態度，把能攬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對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卻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們身上就是西瓜；他們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這種不攬功諉過、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們的欽佩。習仲勳還非常注意不因為自己的問題影響到別人，也是有心要保護人。在下放洛陽工廠勞動鍛煉期間，他有意識地不和廠裡的領導主動接觸，有人提醒他這樣做不好，他卻說：“回避好，以免給人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習仲勳情深義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體諒人，從不為難別人。有一件事讓人非常感動。組織上給他家裡派了一位炊事員，後來患上了肺結核病，按規定應該盡快調走。中央保健辦的人員找這個人談話時，他卻表示不願意走，而且當場暈了過去。習仲勳出於同情，不顧把病傳染給家人的危險，同意他留下來，並幫助他治好了病。
習仲勳念舊、念情、念義，從不忘記每一個為黨為人民做過貢獻和幫助過自己的人。有一位戰友戰爭年代犧牲了，解放後他把這位烈士的遺孤接到家中撫養，供他上學，直到參加工作。他還把戰爭年代曾經掩護過他養傷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齊心的一位戰友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因孤身年邁，也被接到習家給以悉心照顧。與他熟悉的老區勞模、陝西鄉黨和老家親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熱情接待，從不怠慢和擺架子。
習仲勳還關心和惦記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一有機會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廣東工作時，許士傑是肇慶地委書記。習仲勳離開領導崗位後到深圳休養，得知許士傑因病住院，便不顧自己身體不適，在齊心的陪同下堅持坐火車從深圳前去廣州看望。他說：“廣東的改革開放靠的就是這批幹部，現在情況好了，不能忘記他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