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政治對話的關鍵情境
當前兩岸關係往深水區移動，透過政治對話來消弭歧見建立共識絕對是必要，只是政治對話牽涉層面廣泛，如果條件成熟，自然就會水到渠成。我對大陸情況不熟悉，以下我只講台灣方面需要的條件配合，以下我提出馬政府所面臨的三個關鍵情境，就教於各位領導、教授。第一個關鍵情境是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一個中國框架”對馬政府權力所依靠的“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體制有多大的包容性？如果包容性越大，馬政府可以操作的空間就越大，如果包容性越小，馬政府可以操作的空間就越小。第二個關鍵情境是對馬政府而言，兩岸政治對話是否有迫切性，相對於馬政府其他政治議程是否更重要，或者其他重要的政治或經濟議程必須要透過兩岸政治對話才能完成？第三個關情境是時間的選擇，以台灣目前國、民兩黨惡鬥的情勢，馬英九又已嚴重跛腳，再加上選舉時程的干擾，何時是兩岸政治對話最好的時機？
以下我針對這三個問題分別展開，不過我先界定政治對話應該指的是針對兩岸政治關係或政治定位展開協商的對話，而且要由兩岸最高當局公開授權，這次在上海和平論壇所談的幾個主題多都跟政治對話有關，在這些議題上進行兩岸領導公開授權的對話，就是兩岸的政治對話。
首先我們看一下一中框架的包容性。
大陸學者在比較一中框架與一中原則的差異時，都會強調一中框架更適合作為兩岸的連結點，譬如這次在上海開會，上海台研所倪永傑所長提出一中框架具有不同於一中原則的五大特點：原則性、包容性、可行性、未來性、與兩岸特色；北京台研會楊立憲指出一中框架與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兩岸一中、法理一中等提法本質相同，但相較之下“更加全面，更具包容性，更為清晰務實”。這裡我特別挑出包容性來談，大陸學者談包容性，通常詮釋的方式是把一中原則視為前提，而且偏向現狀法理一中。這個問題就是人民大學黃嘉樹教授所指兩岸關係三大矛盾之一，“一與二的矛盾”，大陸方面的論述多強調“一”，台灣方面的論述多強調“二” 。有些大陸學者雖認為一中框架可以包容更廣，如倪永傑認為謝長廷所提的“憲法一中”可以成為其中的“有機元素”；上海公共關係研究院李秘研究員在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的文章上，引述賈慶林主席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的開幕式講話，“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指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而認為“現行規定”有更大的空間。我看過最具包容性的說法，大概是中央黨校趙黎青教授發表在8月份中國評論月刊的文章，他認為一個中國框架隱含對“中華民國”政府體制”有條件的肯定，可以將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一起，“作為一個中國框架的兩個支柱，奠定未來兩岸雙方通過平等協商建構整個中國統一國家體制的政治基礎”。
但是在一中框架的適用上，一中框架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及體制並不比一中原則有更大的包容空間。我因為研究國際非政府組織，所以常常以此舉例，大陸對台灣NGO參與INGO的名稱及身份上非常堅持，許多台灣NGO組織在台灣跟政府註冊登記時就有“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名稱，但在參與INGO時就會受到大陸NGO的排斥，有的被迫改名或在台灣之後加上China，這點我始終難以理解。台灣NGO參與INGO從來跟“主權層次”的問題無關，他們的身份及所從事的活動，頂多表現在“政權層次”跟“政府層次”，它的名稱不管加不加China，都會被其他會員認為來自台灣，而不是來自中國大陸，所以實質上並沒更造成“一中一台”的問題，但是因為大陸代表強迫他們改名，因此反而使得他們更不認同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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