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9日起，他平均每天接受採訪和接電話的時間，差不多10個小時。
面對攝像機時，他黑瘦的臉上表情豐富，有時會揚著臉，“誰不信你讓他來看看？”
大多數時候，他臉上掛著笑容。有記者推開房門，他總會坐起來；有人打電話要給他捐款，他會先說“你好，謝謝你關心我”。聲調很輕。
也有發怒時。記者去鄭艶良所在的村子，打聽像他一樣得了大病村民的狀況，他打電話質問，“我告訴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們的事。”
掛斷電話，他還通知了地方官員，於是，有人開著車滿村找記者。
過了一會，他又讓家人給記者打電話，為剛才的發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邊看著，我才這麼說。”
若沒有地方官員在病房守著，他會對媒體說，“感謝你們記者，也感謝社會，你們幫了我。但我不感謝政府和醫院，是媒體報道我了，政府才讓醫院給我免費治病，再說醫院治好了我，他們也出名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周多，病房內外都鬧哄哄的，攝像機的支架差點絆翻了端著輸液盤的護士，護士嗔怒，請媒體先出去。醫生也勸他趕緊平複一下亢奮的情緒，盡早手術。
點頭答應的下一秒，他撩開被子，取下僅剩15厘米的右腿上罩著的紗布，露出皮肉未能包裹住的一截青森森的腿骨，給攝像機留足時間來個特寫。
他怕自己的事降溫。
降溫對他意味著，像他鋸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等待死亡
保定252醫院的醫生一看他在北京301醫院做的核磁共振報告，壓根兒就沒接收，醫生說可以輸擴張血管的藥，能活5到10天。
鄭艶良常常回憶雙腿健康的日子，以前在磚窑廠打工，身高1米67的他兩腳陷進泥地裡，一次能拉200塊、上千斤重的泥坯車。
閑暇時，除了抽煙，他唯一的愛好是打幾圈小麻將。
2012年1月28日，正月初六，過年無事，鄭艶良在自家正屋擺了張麻將桌，約幾位村民前來，天黑了，麻將局散了場。
飯菜擺在桌上，鄭艶良剛準備喝上一口。忽然間，“像刀子在猛剜肉”一樣的痛自右臀向腿下蔓延。
“屁股蛋子疼，我去衛生室看看。”他告訴妻子沈忠紅，並嘗試著站起來，用左腿走路。
在衛生所，村醫沒有找出病因。他先是給鄭艶良扎了止痛針，隨後叫了一輛面包車將他送往保定的河北大學附屬醫院。
次日11點，醫生將核磁共振報告放到他面前，只說了一句話，“轉院去北京吧”。
此時，鄭艶良的腿已不能走路，他花2000元雇了輛救護車，趕往北京301醫院，在急診科，他又花1400元做了個核磁共振。
結果很快下來，鄭艶良的心涼了。
急診科醫生告訴他，他的雙腿動脈不明原因大面積栓塞，只能做截肢手術，雙腿都得截，手術費大概30萬。
鄭艶良回憶，醫生對他說，這種手術能活下來的幾率只有20%。即使手術成功，整體治療費用可能需要上百萬元；如果不手術，他的腿會因無法供血而腐爛，最終危及生命，最多能活兩至三個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