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女隊員們缺乏相關政治經驗、軍事素養和衛生專業知識，有的人連槍都拿不動，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軍隊的出現擴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提升了女界的聲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現實版的花木蘭。當年的女志士趙連城回憶並贊許她們“不失為在曲折歷史道路上摸索前進的一群先驅者”。
女子的從軍行為，儘管具有民主的符號和導向作用，但社會上許多人並不真正看好其效果。北方的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下令解散南方軍隊的武裝，女子軍隊的命運也不得不隨之結束。可嘆的是，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本是為逃避封建家庭壓迫尋求一線光明而投身革命，到頭來屈辱的地位不但沒有改變，還不得不回家接受封建家長的奚落，原來的豪邁慷慨變成了悲觀失望；有的因社會動蕩造成生活無著、求助無門，以致憂鬱絕望最後以自殺了結一生。女同盟會員黃扶庸和鄧慕芬兩人在鼎湖山的沉潭，試圖以這種極端扭曲的反抗形式表達對於民初政治的失望。
從女志士這方面來說，也有遺憾的一面，從軍的女子激情有餘而準備不足。她們的革命鬥爭多依靠男性革命家的扶持，一旦失去支點，心理和情緒便潰不成軍。不利的大環境和自身的被動性格，導致廣東女子北伐隊由曾經的絢爛風光到最後平淡甚至暗淡收場。
儘管如此，廣東女子北伐隊的出現意義是重大的。作為廣東婦女參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但從某一側面詮釋了民初中國社會和政治狀況，同時也記錄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坎坷和艱辛。
辛亥革命時期
各地組織的“女子軍”
江浙聯軍女子北伐隊：1911年12月，唐群英組建了“女子北伐隊”，被推為隊長，編入江浙聯軍，在幾位女同志協助下組織了一支兩百餘人的女子隊伍，攻取南京城時，唐群英親自挎著雙槍帶領女兵隨大軍攻城，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光復，“女子北伐隊”及“雙槍女將唐群英”也由此聲名大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