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要罷免村委會主任，須有本村1/5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或者1/3以上的村民代表聯名提出，並有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過半數投票，並須經投票的村民過半數通過。“這種監督方式，條件苛嚴，農民又往往擔心打擊報復或不願得罪人，而不願、不敢監督。”
來自同級的監督，同樣顯得“疲軟無力”。
“現在的村官腐敗，往往是‘窩案’。”支振鋒表示，“一出事，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副主任、會計等一起抓，有的崗位幹脆是一個人兼任。”
記者梳理發現，在一些農村，拉動基層發展有“三駕馬車”之說——黨組織（黨支部）、自治組織（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經聯社），但“三駕馬車”多由一套人馬運作：有的村官身兼數職，可謂集黨務、管理權和財權於一身；有的村官，把會計等職位弄成自家親戚擔任，導致“打白條”、“自批自支”現象泛濫。
來自上級的監督，成效如何？
有學者用“狀態尷尬”形容。對村委會幹部，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岳經綸教授曾向媒體分析，村委會是自治組織，鄉鎮和街道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上級”，更多時候，鄉鎮和街道還需要村居協助進行社會管理。
“目前，鄉鎮對村組織只能進行諸如稅費收取、換屆選舉、計劃生育等事務性工作的指導，而難以在集體資產處置等方面進行具體監督。”徐勇表示，“有時，鄉鎮幹部和村幹部之間還可能存在‘相互勾連’問題。”
對村黨支書的監督，程同順告訴記者，來自紀委的“黨內監督”也常面臨“難以落實”的困局。“由於村官級別有限，級別高的紀檢部門對村官腐敗問題，有精力查處的少；而縣級、鄉鎮級紀檢部門，與村官基本上互相認識，屬於‘利益共同體’，一般不願受理這樣的舉報。”
於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難”。一些人不惜賄選收買人心，一旦贏得選舉，就萬事大吉，忙於大肆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職幾十年，腐敗連連，卻很少遭到罷免。
“政經分離”或是釜底抽薪之策
對怎麼給村官套上“緊箍咒”，各地一直在摸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