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村委會組織法》中規定的村務公開制度，是較為傳統的一個。有媒體總結，無論土地征用還是惠農款發放，村官在“二傳手”角色下，難免“暗箱操作”。村民無從知道土地征用數量和補償款數額，大宗腐敗便由此滋生。
根據《村委會組織法》，這類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項的公開原則，是“隨時”。但該法對村官“不公開”或“公開不實”的應對，卻規定得疲軟乏力。在一些農村，村務公開走形式、黑板報上的“糊塗賬”等現象，令村務公開制度頻遇尷尬。
“城市化讓農村管理變得更加複雜，《村委會組織法》需要調整，要對村民自治中涉及的所有權利和利益進行全面界定。”深圳大學行政管理學教授馬敬仁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馬敬仁還提示，“審計進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官聯手製造財務“黑洞”。
“現在，村集體往來賬目等經濟問題比較多，像村官‘白條’、‘內部私分’等貪腐現象，大多與此有關。”長期以來，審計機關無法對村級組織進行審計，對村官的審計監督基本處於“盲區”。馬敬仁表示，現在，按照新修訂的《審計法》，可以將村集體作為集體經濟單位，納入審計範圍內。
記者查詢發現，2007年後，“審計進村”已經在黑龍江、江蘇、山東、廣東等省市的農村開始了探索。“對村官監管，還有一些鄉鎮建立了紀檢、審計、監察‘三合一’的長效制度，審計部門負責財務，監察部門考核績效，紀委負責廉政建設。”馬敬仁說，“這樣做，對村官監督更有效率，也能‘防微杜漸’。”
來自村民的監督智慧，更加不可忽視。
2008年，四川馬岩村曾創造了“五瓣梅花章”來先行審計村財務，贏得輿論關注：五位村民監督員各持公章的一瓣，村裡的每一項支出，須由五人一致同意才能報銷。“為了解決村民‘想監督又不知如何監督’的困局，近年，村務監事會也是一個創舉。”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項繼權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了解到，2007年，村務監事會在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芳心村率先試點。在縣、鎮的支持和組織下，村民選舉老幹部、老模範和老黨員等委員，組成獨立於“兩委”之外的村務監事會。監事會成員提前把村裡的一切大事告訴村民，在廣泛收集村民意見的基礎上，對村委的決策和財政進行監督和公示。
這些舉措能釜底抽薪嗎？項繼權認為，最可能釜底抽薪的，還是“推行‘村社分開’”，即削弱村官與土地等資源的天然聯繫。
“村委會本身是政治自治組織，現在村官腐敗多發，是因為在農村基層權力中，政經不分、村社不分。”項繼權表示，目前，本應屬於集體的土地等資源，卻由村委會來代行各種權利，“村官在經濟方面的權力太大、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長，讓腐敗滋生不止。”
記者查詢發現，在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已開始探索這種“分離”。
比如在廣東南海，正探索將村委會的自治職能——包括社會服務職能，與對集體經濟的管理職能分開。村居委會成員不得兼任村集體經濟的負責人，傳統意義上的“村官”只專注於基層自治和公共服務，村居集體經濟則引入“職業經理人”管理。
“把集體經營性資產的管理獨立出來，交給類似‘股份社’這類經濟組織。村幹部權力的‘含金量’就變小了，監督成本就會大大下降。”黨國英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