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皇權不下縣，鄉黨們的社會關係不由官府直接干預，而由鄉黨中進過貢院、考過功名，或做過官等有知識、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導：鄉村有紅白喜事，他們必須儒雅地站在村口，面帶發自內心的微笑，打躬作揖迎送貴賓；祭祀時帶領宗親，抑揚頓挫、語速徐緩地念著祭文；若鄉黨有訴（訟），則端坐祠堂中央，閉目、一言不發，聽完雙方痛訴後大喝一聲：“你們都是不孝子孫，如何面對列祖列宗？”
對於普通人來說，要中科舉除了天生聰穎外還需祖上積德，談何容易？但能識文斷字，諳熟《鄉黨應酬》，鄉黨們必委托你辦他們辦不了之事，簡單如過年書寫對聯。一旦被鄉黨們認可這方面才能，你就晉升到基層斯文人之列，你就是鄉黨的領袖——鄉紳。
這種認可是鄉紳莫大的榮譽，也導致了，當土改到來，一些平日恭敬謙卑的鄉黨指著他們鼻子批鬥時，鄉紳自感斯文掃地，因為受不了屈辱，多少人自縊而亡，以期生前能保持鄉紳那份體面和尊嚴。
學者熊培雲在《一個村莊的中國》中認為，鄉紳這個群體在中國傳統社會，是體制內權力與中國社會基層的“連接器”、“緩衝帶”；梁漱溟說，近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鄉村的破壞史。而鄉村的破壞史，也是一部“鄉黨消亡史”。
今時今日，真正意義上的“鄉黨”概念早已消亡，現在它只“宅”在三秦大地的口語裡，或文學作品中，引人遐想，供人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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