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改革將會產生強烈的經濟外溢效應，特別是對於政府消費與政府投資的影響尤為突出。
二來，三中全會公布改革決定之後已引發社會大討論，引發社會預期的重構和社會信心的調整。不同群體對於三中全會決定的不同解讀仍然有一個向共識聚集的過程。
三來，改革在本質上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與經濟利益的重構。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重構、財稅體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會福利體系的全面重構都會對現有的資源配置模式帶來根本性的衝擊，短期的“創造性破壞效應”較為明顯，而改革帶來的投資空間的釋放以及市場信心的重振也會有一個過程。
此外，2014年也是世界經濟步入“宏觀政策逐步常態化、結構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調整與大過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聯儲QE政策的退出將標誌著全球非常規貨幣政策與超常的危機管理政策將向常規化宏觀經濟政策轉變;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系在經濟疲軟中開啟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將全面啟動，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也將步入關鍵的深化期。這將導致在短期內，世界經濟必定受制於宏觀政策常態化、結構性改革深化的衝擊，“底部波動、緩慢復甦”將成為世界經濟復甦初期階段的明顯特征。
中國經濟的大改革與大轉型，世界經濟的政策大轉型與大改革，以及全球經濟周期性力量的輪轉這三大力量決定了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具有“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
《瞭望》：具體而言，2014年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李雪鬆：一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二是企業的資金成本，比如說貸款利率很高、勞動力成本很高、物流成本很高。另外，由於貿易順差持續上升，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情況下，使得人民幣升值及資本價格上漲的壓力加大。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負債水平比較高，而且最近一兩年債務增長速度比較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長下去，政府負債水平很快達到不可持續的狀態。四是農民工用工荒與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狀況並存。五是土地、水、大氣等污染問題凸顯，影響大眾健康。
另外，在中國一線城市房價大幅上漲的情況下，出現了像溫州、鄂爾多斯的房地產價格下滑，帶來了潛在的壞賬和債務違約的情況，加劇了銀行的風險。
外部經濟復甦存在不確定性
《瞭望》：有國際組織預測，明年全球經濟增速將超過今年，而且增長動力更多來自發達經濟體。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金柏鬆：事實上，相關機構在作出上述預測分析時也提示了人們要關注2014年世界經濟存在的不確定性。
首先，2014年美國還將討論提高債務上限問題，如果可以大幅提高，“一次到位”，則有利於加快美國經濟復甦;如小幅提升，國會多次討論以至於糾纏不清，則將削弱復甦勢頭。
其次，如果2014年再次出現貿易增速慢於經濟增速現象，則以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全球物價還將下跌，新興經濟體中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經濟增長前景將持續偏冷，全球通縮問題有可能浮出水面。
再次，儘管日本政府聲稱已為從明年4月1日起提高消費稅做好了準備，將投入5萬億日元擴大財政投資，並出台一些結構改革措施，但效果如何尚難確定。
最後，如果美國正式開始退出量化寬鬆，如果這一過程過急、過快的話，有可能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瞭望》：今年，新興經濟體的表現的確不如前幾年活躍，不知明年的發展態勢會否發生改變?
穀源洋：自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陷入困境，新興經濟體雖同樣受到衝擊，但整體經濟形勢強於發達國家，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牽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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