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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在歐洲不可能總是“一枝獨秀”。 |
中評社╱題：德國如何在大變革中保持社會穩定 作者：裘元倫（北京），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二戰後，世界其實一直是處在大變革之中。下列十項乃是這些大變革中之犖犖大端者：“歐洲世紀”徹底終結，“美國世紀”取而代之；以蘇聯和以美國為首的兩大陣營尖銳對立，冷戰持續數十年；民族解放運動導致西方殖民時代基本結束；由美國主導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幾經重擊，但至今仍在運轉；西歐建成本意文明進步的社會福利國家，但後陷困境；世界潮流走向民主，但過程異常曲折；蘇聯瓦解，兩德統一，對世界與歐洲格局變動和歷史內涵意義深遠；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加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兩次大危機，致使西方地位明顯相對下降；科技大發展帶來的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仍在繼續，前景翹待；全球化與地區化（歐洲一體化是其中的表現之一，它是為人類社會發展和構建新型國家關係所作的歷史性探索）齊頭並進，含義複雜。至於各國內部的重要變革更是不計其數。伴隨所有這些大變革的，除了一系列正面意義之外，還有永無休止的矛盾與鬥爭，動盪、危機、革命與戰爭，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各國的社會發展與穩定，各國各有應對之道。德國在過去將近七十年間，在這方面給世人的基本印象是做得相對較好，他們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作出努力。
政治領域
二戰後的德國政治改革，其程度之深，力度之大，意義之久遠，都史無前例。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運動”，1918年柏林革命起義，20世紀20年代魏瑪共和國（有人稱之為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國），都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經過這一次政治改革，把德國從一個歷史上的封建軍事專制國家和剛剛完結的希特勒納粹黨獨裁國家，改造成為一個基礎堅實牢固的民主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人稱之為德意志第二民主共和國），而且沒有引起多少社會波動。這裡的主要“定海神針”是德國人在其大智慧政治家們的領導下從歷史中吸取了教訓（當然也還有當時的國際因素），具體說來，也許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新的立國原則清晰、堅定。1949年5月通過的德國《基本法》即德國憲法，雖則沒有明文規定國家是選擇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別的什麼制度，也沒有明文規定國家必須由哪個或哪幾個政黨來治理，更沒有明文規定國家必須遵循哪種“理論”或“主義”，但德國憲法十分明晰且堅定地明文規定了立國的四大原則：基本法第1條，要求將尊重人的尊嚴作為憲法體制的最高準則；民主法治；聯邦制；社會福利國家。
2、對上述立國原則，全國大多數公民及其各主流政黨一直保持共識。儘管在戰後初期（1945-195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曾抱某些歧見，但自其1957年的《哥德斯堡綱領》通過之後，該黨也完全認同了主要由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哈德等人提出並推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
3、沒有“政治運動”，沒有“大翻個，底朝天”。不論哪個政黨或執政聯盟上台執政，德國一直堅定遵循上述立國原則和全國共識，近七十年來德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西班牙那樣的“改朝換代”式的國家領導人更替，只是不斷適時地調整某些政策主張並付諸實施，雖然有些政策調整也是相當重大的。
經濟領域
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可謂是變革連連，主要有四項，其中最為重大的當數是把第三帝國的“統制經濟”改造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統制經濟”的意思似乎不必贅言。至於“社會市場經濟”，即使在德國，至今也還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精確的表述。筆者以為其要點有三：一是建基於私有制和競爭，但私有財產不得用於損害社會，競爭必須是有序的；二是實行市場自由（創業自由、營業自由、價格自由……），但不放任自流，為此必須建立一整套“人為的”競爭秩序，而不聽任“自然的”競爭秩序；三是首先強調經濟效率，同時又十分重視社會公平公正。二戰後德國經濟這一最大最重要的變革，通過1948年夏天的貨幣改革迅速告成，其原因是當年德國人環境所迫舉國一致各自承擔了責任，作出了犧牲，儘管並非總是那麼自願。不過，在隨後五、六十年推行社會市場經濟期間，對它的理論與實踐，始終是爭論不止，調整不斷。但是無論如何，它總體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在社會公平思想指引下，在社會民主主義盛行的西歐，在始於19世紀末的某些歷史成就基礎上，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在20世紀50-80年代建成了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國家，其受惠人數越來越多，福利專案越來越廣，政府開銷越來越大，結果是把好事弄成了煩事，財政困難越積越甚，社會惰性廣泛存在，改革不可避免卻又步履艱難。這是第二項大變革。
第三項大變革也與社會公正公平思路有關，那就是先後確立起來的一大套有關“勞工法”過於嚴苛，它們有利於維護雇員利益，但卻讓雇主雇人難，解雇更難，勞工費用過高，這不利於企業用人、擴招、就業，其後果不言自明。看來必須給雇主鬆綁，應是當今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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