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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鳴 |
郭一鳴：外部干預長期存在
應避免兩個誤判
關於外國對於香港政治問題的干預和插手，我覺得並不是一個新課題。我也看到一些資料顯示，在早年的港英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在香港設點，並把香港作為瞭解內地的橋頭堡。他們會接觸因為各種原因從內地逃到香港的人，從他們口中瞭解第一手內地的情況，收集內地情報。
香港將在2017年迎來普選，這是一個歷史關頭，對香港和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歷史時刻。首先，對香港來說，這是一件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其次，對整個中國來說，這是第一次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在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採取一種普選的辦法產生政府，這跟中共一貫的執政是不同的。這次香港普選，對英美等國而言，也很重要，所以，兩國勢力頻繁在香港活動，前者要保護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後者則長期以“捍衛自由民主”為己任，要在這裏推行美國價值觀。
目前來說，美英前一階段史無前例地以官方形式發表言論，企圖影響普選進程。我覺得，英美近期的官方表態實際上是在試探，想看中國如何回應。
我想在此強調，英美在香港的干預並不是新課題，只是因為最近這樣一個歷史時期而更加引人注目，並從原來的台底下進行，浮到了台面上。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試探，這是我的一個判斷。
我認為，香港面對當前這種新情況和新形勢，要注意有兩點不要誤判。第一，不要把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和外國干預的影響混為一談。香港一些問題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而造成的，不能簡單地把責任推到英美干預的頭上。以國民教育問題為例，很明顯，這是上一屆政府留下的問題。當時，曾蔭權政府已經成功說服教協，並給每個學校60萬的資助。雖然政府把教協這個最有影響力的反對團體爭取到了，但是，下一步的具體推行才是個燙手山芋，曾蔭權把它留給了下一屆政府。
新一屆政府成立，開始推行國教，但是突然之間，一個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起來了，振臂一呼，號召佔領政府總部，於是，幾個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就把整個國教攔下來了。這是為什麼？在這個事件上，有沒有英美提供支持的證據？至少傳媒沒有發現。現在看起來，特區政府的新班子在組建過程中過於倉促，所有準備工作都在“救火”，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危機意識，以為一切都可以在9月份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而當學民思潮起來後，教育局局長卻連跟中學生對話的能力都不具備，在與對方對質時說話都結巴。
所以，我覺得，香港目前的情況很複雜，有些問題是因為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力，不能夠一句話說是英美干預，就被掩飾過去了。
第二個不要是，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應該再用以前和港英政府作鬥爭的心態和手法來對待今天的香港局勢。過去在野，現在是當朝，過去是要和港英作鬥爭，但是今天香港回歸了，中國人掌握政權，英美勢力及其支持力量是在野。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能再用以往的思路跟現在的民主派鬥爭。民主派沒有公權力，他們在野，唯一可以做的是利用輿論和民意，製造民意壓力，而特區政府掌握公權力，掌握國家機器，當然要轉變思路。我這麼說的原因在於，包括中央在內某些輿論、某些做法還在沿用以往針鋒相對的鬥爭方式，這是不正確的。中央和特區政府要有當權者的氣度。
以前和港英政府做鬥爭時，中方有一個最大優勢，香港必須在1997年7月1號回歸中國，這是不能改變的。相對而言，現在中央有一些被動的地方，比如23條沒有立法、國家安全沒有立法保障，在沒有做好準備工作的時候，普選已經設定了實現期限，即在2017年實現普選特首，在2020年實現普選立法會。中央擔心選出來的特首如果反對中央政府怎麼辦？所以希望普選之後，香港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當特首。我相信中國要的普選絕對不是美國和英國所要的普選，但是，在劃定實現普選期限的時候，是否已經確定中國想要的普選模式到底是怎樣的呢？
視外部干預為意料中事做好最壞防範
剛剛講到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干預，從目前的情況看來，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要做好防範和應對措施。以“佔領中環”為例，我的判斷是，“佔中”不發生的可能性小於1%，但是，它將以何種形式、何種規模實現，則另當別論。對於“佔中”參與者，我覺得也要有一定的區分。其中也許有一些人是抱有自己不可告人的動機而來的；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他們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念而來，比如所謂的爭取民主，所以他們也很有激情；還有一些人既不是激情也不是別有用心，他們就是對中共和中國政府不滿，為反對而反對。從這個角度分析，中央和特區政府現在應該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對策，對這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話，說理恐怕只會是徒勞，這些人無論用什麼辦法都難以改變。
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要說服一些跟著起哄及一些自以為是為了民主或他們自認為是崇高的理想而來的人。“佔中”人士和反對派都不是鐵板一塊，應該採取不同對策，因應這些人的動機來採取做法。最重要的是要針對中間派或沒有既定立場的人開展工作和進行說理。有一點要明白，不是要讓反對派改變主場，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民意不再站在他們一邊的時候，反對派才會妥協。相反，如果大多數民意站在反對派一邊，中央和特區政府就會很被動。
和過去跟港英政府作鬥爭有所不同，現在不妨採取兩手做法，一方面，對一些別有用心，擺明要找麻煩的人要硬，不能姑息。另一方面，要說服廣大的中間派，讓他們明白是非，分清利弊，而在方式方法上，要用能讓他們真正理解和接受的語言去溝通，有理有節，不是單純地灌輸大道理大觀念。這是未來幾個月要做的事情。
此外，中央政府也要思考，為什麼英美這次會這麼高調地以官方姿態發表意見，試圖影響普選進程？在我看來，英美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試探北京的態度，企圖混水摸魚，製造麻煩，為中美博弈、中英關係增加籌碼。中國越強大，在國際上的籌碼越多，英美越不敢在香港向中國挑戰。外交部是否可以通過別的一些方式，告誡英美政府約束在香港的一些活動。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擺出這樣的姿態，如果英美出現更為極端的做法，中國也應把握對應尺度，該強硬的時候就應該強硬起來。
總之，隨著香港迎來普選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中央要歷史地和現實地看待英美的干預活動。香港剛剛回歸的時候，特區政府的支持率高企，社會一派祥和，為什麼回歸十多年後，社會上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中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干涉外，也有自己執政經驗不足，出現各種失誤的因素，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郭震遠：摸清自身失誤
執政者應有底氣
你剛才的發言真是非常精彩。應該說，我們當前面臨的形勢還是非常複雜。但是，越是在複雜的形勢下，我們越應該清醒冷靜地處理問題。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外部勢力最希望把事情鬧大，就等著把事情鬧大，不光如此，它們還試圖推動事情鬧大。
剛才你說到，不要把我們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當成是外部勢力，我覺得還需要補充一句：我們的失誤，恰好是給外部勢力提供了插手的藉口。
一個，對於自身的工作失誤，我們要搞清楚如何而來、主要原因在哪里。另一個，在當今的形勢下外部勢力也確實是見縫插針，你沒有事他還要給你找事。你工作出現大的失誤，引起民眾不滿，對他來說就是天賜良機，把這兩方面都清醒認識到的話，我們處理問題就會非常主動。
第二點，我非常贊成你提到的，我們一定要清楚我們現在是執政地位，這一點非常值得強調。為什麼呢？當年我們是在在野地位抗英抗暴，那個時候的方式方法是一套，我們現在處於執政地位，無論外國勢力怎麼鬧、如何插手，都是不可能翻天的。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央政府底線非常清楚，我相信反對派中的核心人物也非常清楚，但看熱鬧的人未必清楚。外國勢力也清楚中央政府的底線，所以不管形勢怎麼複雜，中央政府內心深處還是要篤定——翻不了天！
也許我們工作當中會有些失誤，但這個基本底線是清晰的，不可動搖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爭取其中的多數人，我認為才是必須要做的。我們最終的目的是保證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民主化的順利推進，特別是很快就要面臨普選了。你剛才所說的兩個“第一次”，我也很欣賞，普選在香港歷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共執政史上也是第一次。為了保證它的平穩順利完成，我們需要的是爭取反對派之外的多數人，這對我們最終實現目標非常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認外部勢力肯定翻不了天的同時，也要做比過去更加艱苦細緻的工作。
具體怎麼做？在座各位愛國愛港人士已有一些共同探索，也就是我們在內地經常講的——要有創新。我們過去熟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現在可能有很多不適用了，那麼新的該怎麼做，大家都沒有經驗，需要探索。
李風：中央政府要干預
國家主權觀念要提升
鄧小平是香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在回歸之前，他就預料到香港在過渡時期和回歸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現在重溫起來，就會發現他的話十分有意義。我念一段給大家聽一下，這是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的講話，裏面有一段我覺得特別重要：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就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益，對香港有利無害。
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有英國出頭，那現在，也總有一些事情是沒有中央出頭你們就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的。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環境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一旦發生大動亂，要出動駐港部隊了，就是總的干預。”
我覺得在香港出現變局和亂局的情況下，鄧小平的這些話非常有現實指導意義。他老人家在當時就預見了香港現在發生的種種事情，就像在說今天的事一樣。所以我覺得，中央要出頭。北京這十幾年來做的太好了，“一國兩制”執行的太好了。假如出現的亂局影響到國家穩定的話，中央就要出頭，要來做點事情了。
我建議，比如針對美國，回歸之前，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也會每年都到香港來，但在1997年之後，來香港的航空母艦及其它軍艦比之前更多了，每年平均下來差不多有四到五次。我覺得太多了一點，這是一個感受問題。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有一種對權力的壓力，假如美國的軍政人員經常出現在這個地方，他們自然會有畏懼感。香港人民平時是看不到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反倒是美軍經常到這裏來。另一方面，現在在香港，除了政府機關以外，街頭上基本見不到五星紅旗，還沒有充分體現國家主權的概念。香港很多人親美親英，口袋裏裝的是外國護照，當然希望美軍航母多來香港，他們心理距離上與英美也更為靠近。我認為，如果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很嚴重、做得太過分的話，還有必要讓美國航母頻密來香港嗎。況且，美國航母來港是有其軍事目的。在這方面，我認為外交部要有動作，不應該每次都同意美軍過來，在防止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方面，特區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做不到，那只有靠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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