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3日電／香港《大公報》刊發評論員文章，文章認為此次昆明暴恐案應該是2009年新疆7·5事件以來，中國發生的損失最慘重、民眾關注度最高的一次暴力恐怖事件，參加兩會的高層和代表們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兩會官民協調的效用應該真正體現出來。
據《大公報》報道，文章如下：
兩會開幕前一天，恐怖主義分子製造了“昆明血案”，造成150多人的死傷。這種帶有明顯指向性的作案手法，無疑為一種挑釁。這應該是2009年新疆7·5事件以來，中國發生的損失最慘重、民眾關注度最高的一次暴力恐怖事件，參加兩會的高層和代表們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兩會官民協調的效用應該真正體現出來。
雖然警方沒有公布過多證據，但從目擊者的一些證詞中可以看出：暴徒有組織有協調、著裝統一、手拿一樣兇器、選擇密集人流地帶作案、對無辜民眾發動無差別襲擊。這與困擾中國西部安全的恐怖主義勢力作案手段如出一轍，也完全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對恐怖主義的嚴格定義。
恐怖分子兩會前製造動蕩的目的，無疑是想借機體現政治訴求，甚至影響兩會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兩會確實應該為如此重大和恐怖的暴力事件而發生一些“合理的改變”。
首先，時間點的貼近性，使兩會前所未有的成為中國官民合力反恐的難得契機和交流平台。兩會本來就是中國最具標簽化的政治符號，也是每年一次的全國性政治人物聚會。代表委員們不僅代表著各個階層，也來自各個領域。對相關事件進行充分的討論和交流，既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也有程序上的可適性。
其次，作為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會議，兩會上理應為遇難者表達各種形式的哀思。此前人們更多的是在新疆地區看到類似案件的發生，如今“昆明暴恐案”從某種意義上以血腥的方式提升了民間的反恐認知，讓更多人認識到了恐怖主義的可惡。因而兩會正式議程前應該加入為遇難者默哀的議程；新疆團、雲南團的討論和開放時應該有更多話題涉及“昆明暴恐案”。官方對媒體進行有關事件的信息披露也應在兩會中更加透明和積極。
第三，兩會議程設置更需靈活性。比照遇到突發事件外國議會通常會有緊急和臨時會議的情況，中國兩會的一些議程有必要靈活因應各種事件，而做出程序上和內容上的臨時調整。特別是國安委成立的當下，反恐無疑會成為兩會最重要的話題之一。因而圍繞這種輿情動態，兩會報告中應該加大有關反恐事件的論述、兩會出台的一些措施和決議也應更有針對性。
應該看到，在譴責恐怖分子的同時，“昆明暴恐案”也提供了一個重要教訓，那就是對恐怖主義行為的預警還有一定疏漏。
去年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地對類似行為進行了亡羊補牢式的預防：天安門東側的甬路安裝了柵欄、加強了警力部署。這雖有必要，但對恐怖分子的打擊其實更需要事件發生前的預警和有效的主動排查。“昆明暴恐案”雖事發突然，但恐怖分子策劃如此大規模的襲擊，事前應該有蛛絲馬跡可循，比如刀具的管控、車輛的跟蹤、據點的偵查、行蹤的情報搜集等都可能存在嚴防死守的突破口。
因而兩會中或者兩會後是否會在這一層面進一步加強部署、協調應對，出台更多具有針對性的措施，是今後反恐政策的看點和要點。
大公網評論員 木春山
（來源：大公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