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養廉問題上來，其實，早在1994年實施頂級公務員高薪制度以前，新加坡其實就已初步解決了廉潔問題。採取的所有措施是對貪污賄賂行為進行嚴厲處罰。首先，根據1960年新加坡政府修改的《預防腐敗法》，新加坡對官員腐敗採取有罪推定，一旦發現其生活方式和財產狀況與收入不符合，法院就可以作為證據，給予嚴懲。其次，由於新加坡面積狹小，行政層級和公務人員相對較少，公務員的貪黷行為敗露幾率也就更大，這也震懾了不廉潔的企圖；在新加坡，官員腐敗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賓40倍。最後，由於新加坡公務員退休公積金相對優厚，每月積存為工資額的40%（其中政府積存22%，個人積存18%），且隨著年資和級別越來越豐厚，一旦因不廉潔而導致退休公積金被沒收，損失將是巨大的。因此，以上三端從獎懲兩個方面，使得新加坡在不借助於高薪的情況下，就已經基本解決了一般公務人員的廉潔問題。
可見，對於廣大公務人員的養廉而言，更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設計，從獎勵方面，以對廉潔奉公的公務人員有所報償，豐厚的退休公積和完備的醫療保障，應為首選；而在懲戒方面，重要的可能不是對特定官員懲罰的強度，而是要盡量做到貪黷必糾，而這自然就需要自由的輿論，完備的財產申報制度和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
而所謂的新加坡高薪養廉政策，其實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而在我看來，這種為了吸引人才“棄職從政”而特別推出的政策，其實也是大可不必，因為，對於這些高級精英而言，薪水再高也未必是吸引力，如現任紐約市長彭博，就把自己的薪水定為一美圓，其出任公職更多的是一種人生的追求。事實上，2007年新加坡再一次加薪後，也受到了國民的非議，所以才有這則新聞中李光耀的辯解，只不過，這辯解與養廉一點關係都沒有。
（來源：中國江蘇網 作者：莫之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