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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
中評社香港4月9日電／英國《金融時報》4月4日載文《習式外交的五大變化》，摘要如下：
習近平11天的歐洲之行已經結束。習近平訪問的四國及國際組織給予其極高禮遇，這從某一個方面也反映了後金融危機時期歐洲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實力認知。本文不想談論這次訪問，而是想總結習近平自去年全面掌控黨政軍和外交大權以來，中國的外交在過去一年裡所出現的變化，它染上了明顯的習的個人風格。
一些學者將“習式外交”的特點概括為：以大國思維運籌大國謀略，顯得自信、沉穩而大氣；順勢謀事，不以成規為戒，不被舊律所縛，因而顯得靈活主動，剛柔並濟，有時候甚至出其不意。從而也被一些國外媒體視為中國強硬外交路線的開始。
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上的強硬姿態雖然在中國國內引起很大爭議，但客觀地說，因他一改中國領導人“軟弱”的形象，也為他贏得了多數中國民眾的讚揚和支持。不過，上述對習近平外交特點的概括更多偏重於對習的個人風格的現象描述，而未揭示出中國外交在他領導下的深刻變化。筆者認為，在過去一年，中國外交同以前相比，出現了幾個明顯的不同：
一是大國外交開始起步。大國的外交並不等於大國外交，判斷大國外交的一個標誌就是，外交是談別人的事，談世界的事，而不是談自己的事。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在很長時期裡， 中國外交談的多數是自己的事，防禦的色彩很明顯。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長期國力弱小，缺乏大國外交的資源和支撐手段，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意志。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了雄厚的大國外交的經濟硬實力，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比過去大為增加。目前，中國雖然還受一系列國內問題的困擾，制約了中國大國外交能力的發揮，但相對來說，中國在習時代，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和解決那些涉及地區、全球和人類發展與和平的大事。
二是同俄羅斯結成“准同盟”關係，以抗衡美國在“重返亞太”戰略背景下事實上對中國形成的戰略擠壓。說是“准同盟”而不是“同盟”關係，是因為中國至今公開堅持的原則是“不結盟” 。從俄羅斯一方來說，它也顯然不希望同中國結成盟友關係，因為盟友關係就涉及到一個誰主導的問題。兩國現在之所以能夠走到一起，自然是它們共同感受到了來自美國的壓力，雙方的“抱團取暖”比單個應對美國，效果更好。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三月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後，一改過去時隔很長、先訪華盛頓再訪莫斯科的傳統做法，一星期後就訪俄羅斯。在索契冬奧會開幕式遭到西方國家政要集體抵制的情況下，又毅然赴會，力挺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也沒有對俄國的入侵行為公開譴責。而俄羅斯在有關中日領土爭端、設立防空識別區、維護二戰成果等方面，也給予中國很大支持。兩國經貿水平在過去一年也有很大提高。可以說，兩國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准同盟”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