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上的落差和繆誤，將會在實踐中產生嚴重的後果。今次台灣的學運，由於其主導思維的過時與悖逆，雖然表面光鮮，其內裡卻陳腐不堪，大都是陳舊的台獨主張，註定會在歷史上留下惡名。
在進入本期主題討論之前說這些，是因為思想作為實踐的指南和驅動力，對於實踐中疑難問題的解決，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了新思想和新思路指引，才能達致對於難題的合情合理開解。本期討論的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這是一個自七十年代初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老問題，也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變幻的新問題。按照國際法及國際社會的規則，一國只能是一個國際主體，只能由一個政府在國際上代表該國。因此，長期以來，兩岸在國際上一直存在著主權代表權之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台灣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國際主體地位後，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不斷上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除與部分小國維持可憐的外交狀態外，台灣已經喪失與中國大陸競爭國際主權代表的能力。部分台灣人自喻“國際孤兒”，成為所謂近代台灣“三大悲情”之一，更有台灣學者認為，台灣社會的主體意識乃至台獨意識的興起與發展，與這種悲情緊密相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年代。經濟地位的快速上升與國際地位的滑落，形成鮮明的反差，也造成台灣民眾心理上嚴重的扭曲和壓抑。這種悲情，被台獨政客利用，成為他們凝聚民意、塑造抗爭議題並進而想要掙脫“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現台獨的工具。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的十餘年間，他們不斷地利用這種台灣民意，在國際上衝擊“一個中國”，挑戰中國的主權。在零和博弈思維主導下的這種國際攻防，一方面使台灣花費了大量的錢財物去鞏固和發展“邦交”，另一方面由於註定徒勞無功而屢屢失敗，更加深了民眾對大陸的不滿與怨懟。
應該看到，台灣社會對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和期盼，已經到了超高度重視和十分情緒化的程度，這是一種長期壓抑形成集體心理失衡的外化表現。從“東京影展”事件到亞運會跆拳道事件等等可見，稍有風吹草動，即在島內掀起軒然大波。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已經成為橫亙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上不容迴避的擋路石。
對於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大陸方面多年來高度重視。由於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復合型問題，其中既有排它性的“中國代表權和一中主權”問題，又有可以包容、共存的非主權性國際組織與國際機構的共同參與問題。應該說，在“江八點”提出區分台灣的兩種“國際空間”：即政治主權性的“國際空間”和民間性的經濟文化空間，並表示對於台灣謀求第二種空間不持異議後，大陸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政策表述逐漸明晰，提出了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兩項原則，即一個中國和須依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規定。在“胡六點”中，也專門論述了大陸方面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基本立場：“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在具體政策上，依照“尊重現狀、個別處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