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9日電／什麼是好的大學生活？在相對主義成為絕對律令的年代，回答這個問題是困難的。但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在讀者之中口耳相傳，又說明人們對於“好的大學生活”有著相似的期待。答案並不複雜，無非是在大學可以充分享有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精神生活重在思想層面，重在個體獨立；公共生活重在實踐層面，重在公民參與——兩者互有關聯，各有側重。
何兆武和齊邦媛兩位先生的回憶過於遙遠，總讓人生發“恨不相逢”的感慨。僅僅這樣感慨，“好的大學生活”不會從天而降。周保鬆的《走進生命的學問》展現了一種可能，在今天，“好的大學生活”並非傳說，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
周保鬆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後來於倫敦政經學院留學，畢業後回母校執教。這本書講述了他的大學生活，曾經的學生時代和現在的教員時代。周保鬆對大學精神有著深入思考，承認個人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但反對以價值中立為由拒絕價值判斷。他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指出中大精神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這不僅適用香港中大，也適用於任何一所願意把自己定位於大學而非職業培訓學校的大學。
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師，周保鬆沒有美化香港的大學教育。在香港中大40年校慶之際，周保鬆撰寫了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歷數香港中大校友對母校的批評。如果僅從這些批評來看，香港中大似乎還不如內地一所專科學校在校慶時獲得的稱許。但是，周保鬆接著指出：“這種深刻的自我反省恰恰是一所大學最為需要的。”
周保鬆對於大學體制有著直接的批評，不僅批評大學有成為職業培訓學校的趨勢，還指出大學存在一個嚴重卻常被忽略的問題，即重研究、輕教學。大學是學術研究機構，與其他研究機構又有著根本不同，不僅要承擔研究，還要承擔教學。但是，研究可以被量化、評估和排名，教學卻很難如此表格化，所以對教師的評價幾乎以研究為主。周保鬆感慨，在這種大學體制之下，“用心教學，等於和自己過不去。這種將老師從學生身邊趕走的制度若不改變，價值教育將無從談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