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還分析了41起行賄犯罪案的判決情況。經撤銷案件、不訴等層層程序過濾，最終訴至法院的有20人，6人被判處緩刑，3人免予刑事處罰，僅3人判處實刑，判處實刑數占行賄犯罪立案數7.3%，“由此可見，對行賄犯罪判處刑罰相當寬緩。”該檢察官指出。
今年4月，最高檢首次公布全國檢察系統查辦行賄案件的詳細情況。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行賄犯罪5676人，占賄賂犯罪案件總人數的31.4%。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津市一位檢察官撰文指出，1983—1992年10年內，日本檢察機關起訴受賄案2900件、行賄案3789件。
查辦行賄的現實爭議和矛盾
“一般來說，一個貪官受賄不止一筆、也不僅來自於一個人，常理推算行賄人應該比受賄人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向南都介紹，行賄犯罪案件查辦率偏低，與查辦面臨的現實爭議和矛盾相關。
從立法來看，刑法規定行賄罪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實踐中，“不正當利益”和“財物”的規定，影響到罪名裁判。
對此，一位檢察官以“辦戶口”為例向南都解釋：為請工作人員更快辦手續而送紅包，並非“不正當利益”，不屬於行賄；如果送的不是實體存在的金錢物品，而是出國旅遊、解決親友工作、提供女色等非財產性利益，也能逃脫“行賄”懲處。“近年的貪腐案件中，更多行賄人立足於長遠投資，對手握實權的領導幹部行賄時並不馬上提出利益回報，定性為‘行賄’也存在爭議。”
許蘭亭也指出，受賄和行賄往往一對一發生，查辦行受賄案件難以找到其他物證，更依賴於言辭證據。此前，官員貪腐案件查辦中也是依靠行賄人揭發舉證，行賄人則會被當做“污點證人”給予“寬大處理”。
“人們普遍恨國家公職人員貪腐，反而同情行賄人，認為行賄也是被逼無奈。”何家弘說，以往將反腐重點集中在打擊受賄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但近年案件分析顯示，有些行賄人為實現目的千方百計設計行賄手段，甚至為官員量身打造禮品，已經成為官員腐敗的發起者，“遏制腐敗狀況，必須調整反腐策略，從源頭上嚴厲打擊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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