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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恐襲擊案發生後，烏魯木齊加強了巡邏。圖為5月24日的烏魯木齊街頭。 |
中評社香港6月26日電／新疆發生的幾乎所有暴恐事件的暴恐團夥，都是在觀看暴恐視頻、被極端思想洗腦後，糾集在一起實施恐襲，而參與人員幾乎都是“80後”、“90後”年輕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5%左右。
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25日載文《新疆“暴恐”不能一味“嚴打”》，文章說，新一輪的“嚴打暴恐”犯罪活動在新疆如火如荼展開，作為暴恐犯罪的重災區，新疆各地公安機關根據自治區統一部署，也開始新一輪的嚴打暴恐活動專項行動。此次行動的時間跨度將為期一年，希望通過打擊暴恐來有效震懾新疆日益滋生和猖獗的恐怖暴力犯罪。
“嚴打”的歷史缺陷
此次新疆嚴打，很容易讓人再次聯想到上世紀中國內地開展的嚴打活動。“嚴打”是中國特有的政治詞匯，指一連串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簡稱。儘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經歷了多次嚴打，但是多次嚴打中，仍然以1983年的第一次嚴打最為著名，爭議最大。
1983年的嚴打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1978年以後的幾年裡，隨著中國社會的逐步開放，社會治安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為此1983年7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做出指示：“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相關的政治和法律程序很快完結。1983年8月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隨後的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前者規定對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則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從嚴、從快、從重打擊“犯罪分子”的相關程序準備完畢。
嚴打在維護社會治安穩定、打擊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在經歷了嚴打之後，大部分犯罪分子都會被抓或者被判，社會治安往往迅速好轉。但是嚴打的諸多方面也為世人所詬病，首先是嚴打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嚴打中公安、檢察、法院三家常常聯合辦案，偵查、起訴、審判三種程序合併進行。判處死刑的權限被下放到縣區一級的法院，同級的黨委領導可以直接決定判處死刑，冤假錯案的發生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是嚴打過後的幾年，在經歷了短暫的社會治安穩定之後，往往會迎來下一個犯罪高峰。在傳統刑事政策模式下，司法機關總是將查處犯罪案件的數量，特別是大案含量作為工作目標和衡量政績的標準，而普遍忽視預防犯罪工作。看守所、監獄等監管場所成了大染缸，一些原本惡習不大的輕刑犯、偶犯、初犯、過失犯、未成年犯進去後不但沒改好，反而惡習更深，回到社會後又重新犯罪，導致累犯、慣犯、重案犯增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