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這個準則讓我們最大限度地團結了更多的國家。”閻學通指出，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讓新中國擺脫了被孤立的狀態，讓很多國家改變了與我們的敵對立場。
如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逐步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不僅在各國大量的雙邊條約中得到體現，而且被許多國際多邊條約和國際文獻所確認。1970年25屆聯大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和1974年第6屆特別聯大《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都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在內。
中國是準則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中國在當時“零”外交下提出的倡議緣何能被廣泛接受？“靠的就是中國60年來的身體力行。”黃仁偉說“我們一直堅決反對任何違反五項原則的思維和行為。如果我們提出一項原則自己卻不做，或時而做時而不做，那這個原則就廢掉了，不可能成為如今公認的準則。”
在這一點上，中國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堅定實踐者。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已通過友好協商與14個鄰國中的12個徹底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與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還有何指導意義？黃仁偉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會過時。“我們現在所說的和平發展道路、利益共同體、新安全觀，都是中國在崛起的新階段提出的新的國際關係思維和準則。提出之後能不能馬上讓所有的國家接受？大國會不會照辦？小國會不會跟著走？肯定不會。”他說，60年前的經驗證明，這不僅需要一個過程，還需要中國首先做到言行一致。
“因為很多國家都不相信，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之後還會平等待人，主張利益共享、共同安全。按照普遍規律，當一個國家強大到一定時候就會變成霸權，推行單邊安全和絕對安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一舉一動都在受到世界關注。我們需要向世界解釋中國的和平發展路線，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身體力行。”黃仁偉說。
中國的安全政策需要與時俱進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對亞洲安全問題做出的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刻的闡述。外界評價，這一倡議將結束“安全形勢複雜多變的亞洲從未有全面安全合作機制”的歷史。但同時，也有評論認為，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和美國以及鄰國在亞洲安全問題上的衝突。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中國在民族復興過程中、在崛起的新歷史階段被國際社會接受？這比當年被別的國家接受並跟我們建交難度大得多。”閻學通認為，當年，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具體政策讓很多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會支持中國繼續強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