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5日電／華人世界的政治發展，餘教授遙兮心系，學院派的“學者”一稱恐怕再難描述其人，中國傳統以天下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詞匯。餘國藩教授在克魯格獎的推薦書上即盛贊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餘教授相信，整體而言，中國的價值系統經得住現代化——甚至是後現代情境——的考驗。中國人所應致力者，是賡續發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資源，“更新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庶幾就不會在變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貢獻一己，為萬世開太平。
童騃歲月
1930年，余英時教授出生於天津市，本貫為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父協中公（1898-1983）嘗留學美國，入哈佛大學，然未及畢業即返國任教上庠，並擔任國府軍政要職。1937年10月之前，除了天津外，餘教授曾隨父親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和安慶諸城。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餘父為避戰禍，令餘教授隨伯父回到群山環繞的官莊祖居，一住八九年。
官莊只有傳統私塾，餘教授上過三四年，從《三字經》和《百家姓》讀起，其後，也聽講《左傳》和《戰國策》等書，開始與聞中國史籍。不過多年後，餘教授回憶起這段童騃歲月，道是讀來最感興味盎然的乃中國古典小說。他從《羅通掃北》讀起，繼之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西游記》與《封神演義》等書，而且相信小說對他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終而使他“能掌握中國文字的規則”。餘教授的中文造詣，因此始於文言文，包括稍長讀到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私塾的先生，甚至幫餘教授打下古典詩的寫作基礎。
中學適齡之時，余英時教授離開故里官莊，赴潛山鄰縣舒城和桐城繼續學業。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餘教授只受了一點算術和英文教育，時間幾乎都用在課讀中國古典，而且興趣盎然。抗戰勝利前後，餘教授入高中，遂努力補足前此他幾未受過的現代教育，而且考進父親創辦的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國共內戰期間，餘教授回到北平，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深入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同時閱讀梁啟超、周作人和胡適等人的著作。他雖同情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卻和階級鬥爭論格格不入，思想走上了“溫和的西化派”，影響深及爾後的學術發展。餘教授系家中長子，國府倉惶辭廟之際，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同年秋，他北上考進協中公卒業的燕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西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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