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融和專業服務，香港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務都處於低端，根據一些資料，甚至有每況愈下的跡象。
過去十年，社會的財富驚人地集中在地產行業。內地財富外溢，以致香港房產價格飈升，直至政府推出各項印花稅措施，才把升勢壓抑下去。年輕人透過置業致富的希望變得渺茫，因此感到幻滅。此外，物業價格過高，擠占了其他高風險創新經濟活動的發展空間，並且令未能置業的市民和地主階級對立起來。
就教育和技能而言，過去數十年，教育當局在擴大普及教育方面大致成功，但在相當程度上犠牲了精英學校的水平，迫使許多名校轉為直資學校，務求在課程設計和籌募資源方面取得更大的自由度。
希望子女擁有國際競爭力的家長爭相把孩子送到直資學校、國際學校或私立學校。與此同時，教育制度較低的一端則引進越來越多“實用”課程，例如旅遊及款待科。學生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機會亦隨之兩極化。這個問題也使缺乏社會上流空間的青年心生不滿。
除了上述各種煩惱，我們還面對關於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的爭議。很多港人反對北京嘗試設限確保特首候選人是可信的愛國者。表面上，這是北京與港人就著應否給予市民“真正選擇”的對決。其實，這個問題應歸結為港人是否願意支持國家維護主權、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目標，抑或是堅持背道而行。
香港並沒有根深柢固的宗派或種族分歧，這裡的政治裂縫總是圍繞中國因素。部分示威者在抗爭的時候可能希望擺脫中央政府所施加的制約。但是，如果沒有了中央，香港可能會隨之分崩離析。
（作者：葉劉淑儀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來源：南華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