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喜的違法行為發生在生產過程中。那些過期、變質原料，加上濃重的調味，經過200度高溫的油炸，在成品檢測中很難被發現。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系副主任吳景明在人民網強國論壇接受訪談時說，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食品加工企業不得使用過期的原材料。福喜明知故犯，是直接故意的違法行為，連擦邊球都算不上。
從葛蘭素史克到福喜，為什麼不少外企在外遵紀守法，到了中國卻變了味？“不能將外資違法歸於入鄉隨俗、道德環境因素，最關鍵的因素還是我們的法律環境和違法成本問題。一旦違法成本遠高於其違法獲得的利潤，企業就不會鋌而走險。”律師郝俊波說。
“有些外資公司為了利潤最大化，甚至默認或者變相鼓勵中國公司這樣幹。”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張新安認為，企業行為多數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盤算成本收益之後的結果，而我們目前的監管體系尚不完善，且懲罰力度較弱，使得企業為這些違法行為所承擔的風險，遠遠低於它們因此而取得的高額收益。
《食品安全法》眼下正在修訂，據稱將是“史上最嚴”，其對違法企業的處罰規定，是貨值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這樣的懲罰是否足夠高？在閻祖強看來，中國地域廣闊、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大，立法懲戒較謹慎，對於某一個地區，也許很難做到“罰它個傾家蕩產”。郝俊波也表示，對食品違法案件的懲罰與涉案批次貨值掛鈎，缺乏靈活性，懲罰力度和其違法嚴重程度不一定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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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蘇勇看來，福喜制度化、常規化違法生產，相關部門和社會的監管不力要負一定責任，“很多政府部門對不良企業監管不夠，即使查出來也是輕打兩下。一頭是現實的利潤，另一頭是看不見的社會責任、經營倫理，沒有良好道德感的企業家多半難以把握。要讓所有企業經營者看到，一旦犯錯要付出極高成本，才能產生警示作用”。
在閻祖強看來，管好食品安全，要靠道德約束、法律制約，加上科學的監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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