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為何避談“裸官”數量？是摸底進展不順利？還是“裸官”數量偏多？
“不掌握‘裸官’數量，談何治理‘裸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等受訪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說，摸清“裸官”數量是“裸官”治理的“必要條件”，但遺憾的是，這個“必要條件”從2008年“裸官”一詞產生至今，一直沒搞清楚。2010年後雖然要求官員申報配偶、子女、財產等情況，但“裸官”數量仍然成“謎”。以至於在2012年、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原監察部部長馬馼面對記者提問，一連兩年回應稱，“這個統計數字（‘裸官’數量）現在還拿不出來”。
許耀桐認為，本次起底科級及以下幹部的全國性摸底排查，終於能搞清“裸官”底數。但各地不應對“裸官”數據加密，“‘裸官’治理同樣要借助公眾監督的力量，所以‘裸官’數據應該公開”。
江蘇一地級市組工幹部認為，各省暫未公布“裸官”摸底排查數據，並非特意“加密”，“一個原因可能是，摸底過程中遇到了一些特殊案例”。
他舉例說，他所在的地市，一名副處級官員即將退休，按慣例，退休前行政級別極有可能提半級。但他的妻子已經去世；兒子早年就已出國，目前的供職單位是一個科研單位，由於研究項目涉密，所以短期內不能回國。“這樣的官員符合‘裸官’標準，但子女不能回國確實有特殊原因，怎麼處理還由上級部門定”。
“自‘裸官’一詞出現開始，就存在該不該‘一刀切’等聲音。”一位知情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認為，“裸官”和貪官之間有相互轉化關係，“裸官”更容易變成貪官，貪官往往會選擇做“裸官”，所以“裸官”儼然成為外逃貪官的“預備隊”。
上述知情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高層對“裸官”治理的思路已經很明確：不能身在曹營心在漢；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只要是官員，不論是否廉潔，都不能一邊掌握、行使公權力，一邊‘跨國家庭、一家兩制’，身在國內心在國外。”該專家說。
上述組工幹部也強調，每個人的家庭情況不同，因此摸底過程中肯定會遇到特殊案例，但如何處理，還是要“一碗水”端平，“標準統一，只要是‘裸官’，家屬沒有放棄外國國籍，就不能在重要崗位任職，沒有例外。如此才有利於治理行動推進”。
他表示，摸底過程中沒有多大阻力，“大家都很配合，畢竟‘裸官’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數幹部都不涉及這個問題。即便是‘裸官’，比如那名兒子短期無法回國的幹部，組織部門跟他談話時，他也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受訪專家們認為，多省避談“裸官”具體數量，不排除“低調”心態，“認為‘裸官’涉及面廣，是個敏感問題，擔心公開數據會成為輿論的關注焦點，影響地方政府形象”，許耀桐說，“但中央的治理思路很明確，不論是哪個部門，還是哪個級別，只要是‘裸官’，就躲不開、藏不了。正在開展的今年第二輪中央巡視，就把‘裸官’列為巡視重點。各省份的‘裸官’排查結果，肯定要經過中央巡視組審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