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5日電／亞洲正站在歷史的黃金機會點，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都由強大且有活力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事實上，中國的習近平、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維”佐科·維多多（以下稱佐科維）都有望躋身各自國家最偉大現代領導人行列。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在《評論彙編》上發文稱，毛澤東在1949年統一了中國，而鄧小平發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崛起。習近平要想和毛鄧看齊，就必須建立以基於規則（rules－based）的現代中國。而這首先需要清除腐敗的“大老虎”。
多年來，腐敗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地方黨政領導人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巨大的特權和權威斂聚個人財富。這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也妨礙了驅動中國經濟邁入高收入行列所必須的基於市場的競爭。
目前，習近平似乎占據了對這一挑戰的上風。他大膽地將目標對准了此前被認為“不可觸及”的大人物，如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但與腐敗的長期鬥爭不能光依靠習近平。只有建立強大的制度以保護和培育習近平退休之後的法治精神，才能贏得這場鬥爭。
如果習近平選擇建立這樣的制度，他有強大的法律傳統可以援引。正如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今年出的演講中所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事實上，在公元前四世紀，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就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根據這一傳統，習近平可以建立強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如果他這麼做了——認識到要想贏得信譽就必須以法治精神約束黨的最高人物——他就能成為現代中國第三強勢的領導人。
在印度，聖雄甘地重新喚醒了遭遇殖民主義重創的國家精神，尼赫魯則確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化。如今，莫迪必須為印度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奠定基礎。
複制2004—2012年主政古吉拉特邦每年經濟增長10%的成績顯然將提振印度的發展前景和全球地位。但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如此高的增長率需要深遠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如取消純屬浪費的補貼，特別是能源補貼，以解放資源用於（比如）增加醫療支出。其他當務之急包括縮減預算赤字、取消內部貿易壁壘、鼓勵私人投資等。
要贏得實施這些改革而不破壞政治穩定或社會團結所需要的支持，莫迪必須證明他是一個包容的領導人，有能力與不屬於其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圈子的印度人合作——包括1，500多萬印度穆斯林。如果獲得成功，他將和習近平一樣，成為祖國的下一個標誌性領導人。
在印度尼西亞，到目前為止影響力最大的兩位領導人是蘇加諾和蘇哈托。蘇加諾用他的雄辯為這個世界上最多樣化的國家之一構建了民族團結。而推翻蘇加諾的蘇哈托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將數百萬人帶出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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