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茨這位被文學史長期不公正對待的大師，在創作生涯中跌跌撞撞，經典作品很多，但也有拙劣之作。然而當劣作與不幸的個人生活相遇，大部分人都認為他再也不可能崛起時，隔年《復活節遊行》這本被稱為他寫作技巧最高明的作品便誕生了。
1975年，《天意》出版後過了六年，薩姆·勞倫斯——他這時在德拉考特公司有了自己系列書——推出了耶茨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擾亂平靜》（Disturbing the Peace）。這次等待的時間儘管短一點，卻顯然不值得。這部長篇中的主人公約翰·懷爾德除了身染酒癮和自我感覺非常貧窮、滿腹怒火，還有某種心理疾患。跟在讀者心裡喚起的情感一樣，故事情節也不夠豐富，很可能是因為耶茨的著眼點不在於被困而且互相依賴的人們之間的親密關係，而是一個有意棄絕了愛和家庭紐帶的人，完全孤立。
懷爾德是自身疾患的受害者，他無以解脫地迷失方向，而且永遠無力做任何事來自救，儘管他的腦子要清醒一些。如吉恩·萊昂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書評中所說：“作者自己沒有必要相信他筆下的角色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相信的話，會有點好處。”
就這本書而言，一直沒有作者和讀者難以措置自己同情心的問題。耶茨對書中人物懷爾德是喜愛還是嘲笑？這不得而知，因為從一開始，讀者就沒有把他的欲望視為感同身受、普遍性的，而視為動物性的、自高自傲的。他的自憐和自尊都過強，他的判斷經不起推敲。
然而書中有一段卻多少揭示了耶茨對悲劇的偏好。聽到肯尼迪總統的死訊時，懷爾德的反應奇怪：
他同情那位刺客，覺得自己理解他的動機。肯尼迪太富有、太年輕、長得太帥，而且運氣太好；他體現了文雅、才智和計謀。槍殺他的人則代表了軟弱、陰暗、無望的掙扎和弄巧成拙的盲目熱情，對那些方面，約翰了解得再清楚不過。他幾乎覺得是他摳動了扳機，他在兩千英里外自己的廚房裡，渾身顫抖，安安全全的，他對自己在這裡感到慶幸。
耶茨筆下的人都希望擁有懷爾德眼裡肯尼迪具有的那些好萊塢特點，而奧斯瓦爾德熟知絕望的現實，給美國打破了那種虛假的可能性，就像鮑勃·普倫蒂斯想驅散他母親的幻想，或者就像耶茨抹掉他自己筆下角色的希望一樣。一方面想參與其中，成為不同凡響的人，然後又抨擊那些得天獨厚的幸運兒，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在他筆下主要人物身上，幾乎都存在著。最終，他們把自己的痛苦殘忍地發洩到最近的靶子上，經常是仍然懷著希望（即使在自欺欺人）的人身上。就好像對那些了解失敗或者無人愛的痛苦的人來說，他們有責任告知那些尚未發現這一點的人，或者提醒那些已經發現了，卻選擇對此視而不見的人，就像艾麗斯·普倫蒂斯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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